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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Sept 2, 2024 16:10:16 GMT -5
四十九,适者生存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流传最有影响力的金句之一,它相应的英语表述有“natural selection, survival of the fittest”,而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原话是“It is not the strongest of the species that survive, but the one most responsive to change”。我现在想,如果当年严复(1854-1921)严格按照达尔文的原文翻译很可能是“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最强大的物种,而是对变化反应最灵敏的”了。这样一来,不仅句子长了,而且意思也不如现在这八个字组合在一起铿锵上口、言简意赅。
今人日常生活同自然环境联系的紧密程度同达尔文时代不尽相同,但稍微留意一下四周总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符合上述自然法则的现象的。
大约是两个星期前,我看到菜地里有一棵青椒的枝叶被什么动物啃食掉了。开始我以为是鸟干的。几天后我在近旁的一棵番茄上看到一只同我食指一般粗细的青虫时才意识到菜园里发生了虫害。由于现在茄子、辣椒等正处于结果时期,不能碰洒药水,我只能用人工捕捉的办法控制虫害。
可是“有机”种菜谈何容易啊!这青虫的颜色及色彩纹路让它们在植株的枝叶中很难被识别。我蹲了一会儿后眼花缭乱,毫无斩获。那时脑子里想到的就是“适者生存”那几个字。是啊,这肉鼓鼓的青虫如果没有自身进化带来的这层特殊“盔甲”,它们恐怕早就成了飞鸟食物链中的蛋白质了而灭绝了。
想起来这自然世界确实奇妙:蚊子在水中产卵长成孓孓;苍蝇利用死去动物的躯体(蛋白质)走完从卵到蛆的繁殖过程;而“披头士”(甲壳虫)们则把卵生到庭院草坪上,其幼虫(俗名地老虎,英语grub)自己会潜入泥土后靠啃食草根而生长。这几种昆虫充分利用取之不尽的资源、互不干扰。而我现在要消灭的这款青虫是某种蛾、蝶的幼虫,它们居然把我那长了几个月的番茄、辣椒当作它们的产房,再把茎叶的纤维、叶绿素转变成其生命循环的营养。老实说,我一边对青虫感到束手无策,另外也对这自然的选择感叹不已。
且慢,当捉虫捉得筋疲力尽时候,我意外地发现一条青虫背上密密麻麻地长满了芝麻大小的白色疙瘩。那画面看上去有点恐怖,而且青虫已经奄奄一息了。我立即查网,得知有一种叫“金眼蜂”的不劳而获,在合适的时节直接把卵产在青虫的肉身上——它们合理利用了资源,而金眼蜂就此成了我的帮手、菜青虫的天敌了!现在我眼前就是这么一幅“物竞天择”画面。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自然界的资源是开放式的,只要用心、进取,每一种生物都可以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其实自古到今我们人类不也是这样吗?
这些年随着工业化不断向前发展及科技带来的进步,在美国的中西部造成了一个“锈带”(rust belt)地区,其中包括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州。那里曾经是美国产业工人——矿工、钢铁工和汽车装配工最集中的地方。早一代的老移民们原先穿着(蓝领)工作服就可以获得一份中产水平的生活,自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后加速了全球化的浪潮,廉价工农业及生活用品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在同发展中国家便宜劳动力的竞争底下,美国锈带不仅失去了优势、而且也失去了相当的工作机会。当进入21世纪电脑、数码时代后,锈带的边缘化速度也越来越快了。
这里的“锈”字既是地理环境意义上的,也揭示了人的精神状态。移民的共性是起步晚、机会少、起点低,但他们有强烈的意志和信念。所以只要能够生存,他们什么样的机会都不会放过。相比较,“当地人”更多地会安于现状、缺乏拼搏进取精神。所谓“富不过三代”的背后其实也反映了这么一种心态。
慢慢地、生活的前景和压力让老移民对新移民产生了抱怨甚至敌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这是当今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消极现象。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民意是神圣的,它本身没有对错。一旦一部分选民的个人认知包括情绪被扩大、被膨胀之后就会形成实质性的(政治)力量。今年大选,谁能赢得锈带——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19张选举人票谁便有机会入主白宫。
我觉得这些年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应该也面临着类似西方发达国家的“移民”问题的客观条件。之所以如今中国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还没有形成多少抵制的心态,那是因为1,中国的流动人口同城市原住民之间属同一民族,人口流动不具有国籍意义上的变更;2,原住民们占着“地利”因素、继续享受城市房屋升值后带来的巨大利益;3,外来人口填补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和便利;4,中国个人手里没有能够影响政府政策的权利。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现今有的,一定也会在将来被取代的。事实告诉我们,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规律面前任何生物都不能安于现状、固步自封,否则一要么会被自然淘汰掉、要么会被另外一个物种所取代,别无他路。
9-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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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溪山 on Sept 5, 2024 10:55:20 GMT -5
是啊,有机只是相对的。
哈哈,万变不离"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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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Sept 15, 2024 20:39:38 GMT -5
五十,再议“适者生存”
【我有理由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规律是公平的,任何生物都不能安于现状、固步自封。否则要么会被自然规律淘汰、要么会被另外一个物种所取代,别无他路。】
以上是前文《适者生存》的结尾,写完后回头读让我心有不安。因为当时我只是从我的角度、从积极的方面议论了一下“适者生存”,但这个“金句”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中“丛林法则”的要义。这样,如果我不明确个人对“丛林法则”的看法就会留下一个漏洞、造成歧义。
根据词典,丛林是以草本为主、木本为辅的树林。不像森林以木本植物为主,丛林相对易于动物栖息。社会是人类祖先在走出丛林之后因同类需要互助而生活在一起后形成的结构和关系。从时间及因果关系是来看,社会是人类抛弃丛林后的归宿。简单地说,社会意味着文明和进步,丛林则代表着野蛮和落后。这样,如果把“丛林法则”拿到人类社会中来那难免牵强而且反人性了。
最近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这个“适者生存”的内涵和意义,我觉得对它的认知和反应可以从主观、客观;个体、社会几种不同的情况。当个人意识到有生存危机时,主观上我们是积极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还是无所作为、期待来自他人、社会的帮助?虽然自己没有生存压力,但是明显感到周围其他人、社区甚至民族、国家面临危机、困境时怎么办?再换一个情况,把社会、国家作为主体,把个人当作受体去思考。人的智力、能力不同。有人轻轻松松打工、挣钱而活得很容易。也有人已经努力了,可是连找个适合的工作都不容易,日子因而过的结结巴巴。还有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残疾人,等等。那么社会对这部分不适合的群体怎么办?人类社会能够简单地适用“适者生存”吗?
这两个星期里我不停地寻找相关资讯、跟踪阅读——从达尔文到赫胥黎;从严复到胡适;从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1840-1910,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到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哥伦比亚历史教授)。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但却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即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的立场居然是美国左、右两个群体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分歧的一个重要根源。原来如此!它好像一下子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
我前文以“锈带”现象及外来移民所具有的意志和信念去议论“适者生存”不仅片面而且不缜密。那完全是因为看到菜地里的青虫后引起的一种冲动。我可能会继续梳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能够把想法完整写下来之前,我想说:今天我生活的这个社会,她有责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可能包括很多,比如像食品卷、住房补贴、有条件承担看病费用,还有像提供就业所需要的各种帮助,等等。我觉得让个人能够有一份体面而且有尊严的生活是社会的责任,希望每一个社会成员有这种共识。作为(有能力的)纳税人,我们应该要有同情心。我不支持也不愿意看到人类以“适者生存”作为理由重新陷于丛林为生存而角斗、去“厮杀”。
9-1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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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Sept 15, 2024 20:42:48 GMT -5
No Man Is An Island ——John Donne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any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 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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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溪山 on Sept 15, 2024 22:59:00 GMT -5
边君爱学! 赞好思考。 对政见不同者,我自认都能理解。 各方着重点不同。
这首诗很有名啊。 没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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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Sept 23, 2024 13:55:59 GMT -5
多谢溪山鼓励。 我刚把“三议”写完,把脑子清空了,让我看看能不能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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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Sept 23, 2024 13:56:51 GMT -5
五十一,三议“适者生存”
1831年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从剑桥大学神学专业毕业打算做牧师的,正好英国海军准备考察南美洲海岸线,船长在找一个有趣的人陪他一路聊天,结果达尔文意外地上了那艘考察船。
在航行、考察了五年之后,再用二十多年去推理、去验证,1859年达尔文推出了他的《物种起源》。达尔文认为,所有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生物都是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逐渐分化成不同的物种。“It is not the strongest of the species that survive, but the one most responsive to change”。
《物种起源》的出版震动了整个学术界和宗教界,因为在那之前“上帝造万物”是人类社会的共识。所以自问世以来围绕“进化论”的争论就没有断过。可以想象达尔文不迷信“创造论”在当时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在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理论有争议也许并不是坏事,它至少吸引、推动了人们参与的积极性。今天谁想要创造什么思想或者推出某种理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19世纪,那样的机会还是不少。
《物种起源》出版两年后,(1861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在为之撰写书评时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归纳为“达尔文主义”,认为无论自然界中的动物还是人类的思想、文化、技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所有一切其实都在不断地进化之中并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进化法则。“natural selection, survival of the fittest”。后来他自己还写了《进化论和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同时期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在介绍、推广“达尔文主义”时将生物学意义上的“适者生存”理论运用到社会学领域,认为它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提出了一个“社会文化进化论”(Sociocultural evolution)。后人称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鼻祖。以哲学角度思维,把“进化论”推广到人类社会有其内在的逻辑性。问题在于,自然界的“丛林”是否具备“社会”性质?或者,不管人类怎样已经走出了“丛林”,但那里的法则依然适合于人类?
“进化论”之于中国得益于严复。严复出生在1854年,23岁时被清政府送到英国学习海军,但毕业后他弃武从文回国通过办教育、办报纸来介绍、宣传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及民主和科学人文思想。他先后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从1895年开始严复用了三年时间去研读、有选择地编译了赫胥黎的《进化和伦理》中的章节并且加入了自己的见解,取名为《天演论》出版。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意味着中国输掉了“甲午海战”。从时间上,我们大概不难看出严复对“达尔文主义”的价值取向。
严复认同赫胥黎的观点,认为近代欧洲(包括日本)走向富强的道路就是“胜天行而控制万物”的结果。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人要“与天争胜”、“强种自保”,否则可能有亡国灭种之虞。不难看出严复是从人类主观、正面、积极的意义上看待“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严复以主动的姿态对待“适者生存”这个自然法则,把它拿来作为励志的口号、希望能够唤醒中国人。但进化论传到美洲大陆时效果则不一样。
1866年,美国人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1840-1910)比严复早十年到牛津留学,他受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哲学家)“社会文化进化论”的影响很大。回国后他在耶鲁教“社会学”,是美国大学里第一位社会学教授。因反对校长不让他在“社会学”课程中讲授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内容而起争执,使之成为美国大学里第一个有关学术自由的案例。
萨姆纳写过一篇题为《社会学》的论文,论文萨姆纳指出,人类生存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是“生存斗争”,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生命竞争”、可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会在与自然斗争以获取食物或水等基本需求,同时这又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萨姆纳认为,人类只能干预“适者生存”的法则而无法废除。
他最著名的论辩是:(自然界里)人并不比响尾蛇更有生存的权利;也不比任何野兽更有自由;人类只有通过争斗才能获得维持生存的幸福权利。(…… a man has no more right to life than a rattlesnake; he has no more right to liberty than any wild beast; his right to pursuit of happiness is nothing but a license to maintai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
194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写了《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1860-1915)一书,书中他把斯宾塞“社会文化进化论”学说定性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且分析了它在美国兴衰的经过和原因。根据他的研究,他认为“达尔文主义含有双重的潜在性质;它本身即是一种中性的工具,可以支持相对的意识型态”。他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左派自由主义立场。他还写了《美国社会中的反智主义》并获得了1964年普利策奖。该书的价值在特朗普时代(面临、经受一场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政治旋风时)被思想界受到新的评估。
总之,在”进化论”推出之后的一百七十多年里,从“达尔文主义”衍生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过程来看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理论需要、也可以“进化”。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究竟能不能直接拿来适用于人类社会就不只是理论问题、它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证明。但在美国,左之间的差距不会轻易消融。其根本原因在于,有些人就是欣赏强强弱弱的丛林原则,而另外一些人觉得人是社会动物,而社会对弱者需要有同情心。
9-2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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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Sept 25, 2024 9:19:39 GMT -5
译了,望各位多多指教! No Man Is An Island by John Donne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 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人非孤岛》 ——约翰·多恩 没人是座孤岛, 独自抵御海潮, 人是一抔土泥, 凝聚结成大地。 若岸沙不敌浪涛, 则欧洲难免变小。 犹海岬失去突角, 如邻园残败萧条, 你我同命难保。 人亡我之减少, 人类生死共道。 因此: 不问丧钟因何鸣, 丧钟终将为你敲。 中文翻译 (第一稿) 边 草 9-25-2024 《人非孤岛》 ——约翰·多恩 没人是座孤岛, 独自抵御海潮, 人是一抔土泥, 凝聚结成大地。 若岸沙不敌浪涛, 则欧洲难免缩小。 犹海岬失去突角, 如邻园风雨飘摇, 我家亦难保。 人亡我之减削, 人类死生共道。 因此: 不问丧钟缘何鸣, 终有一天为你敲。 中文翻译(第二稿) 边 草 9-2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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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溪山 on Sept 25, 2024 23:50:51 GMT -5
又写文,又译诗, 边君真有两把刷子。 哎呦,文三议,译两稿,还押韵,五把刷子才够用哦。 "人类死生同道" --- 多谢分享,赏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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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Oct 6, 2024 19:15:33 GMT -5
又写文,又译诗, 边君真有两把刷子。 哎呦,文三议,译两稿,还押韵,五把刷子才够用哦。 "人类死生同道" --- 多谢分享,赏学了! 多谢溪山溢美之言, 我会把这当作是一种鼓励然后变成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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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Oct 6, 2024 19:17:16 GMT -5
五十二,丧钟为谁而鸣(一)
1936年7月,输掉选举的西班牙右翼势力在军人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1892-1975)的领导下发动政变,当时军队主要将领选择效忠于(左翼)“人民阵线”执政的共和政府,内战爆发。
内战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明显。当时的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及共产主义苏联以财力、物力分别支持叛军和政府军,而英、法、美国保持中立。除了政府力量之外,由苏联掌控下的“共产国际”以“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为由向世界各国招募志愿者。内战爆发两个月后就组成了一支“国际纵队”,队员来自54个国家、总数4万多人。当时国际知名的左翼人士如加缪(法国)、奥威尔(英国)、聂鲁达(智利)等都是纵队成员。
美国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以记者身份三次到西班牙前线采访,战后创作了一部以美国人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以17世纪英国诗人多恩(John Donne,1572-1631)诗句《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为题。可以说,大多数人是从海明威的小说里知道多恩的。
多恩与莎士比亚(1564-1616)是同时代人。在18世纪之前,敲钟是英国一种很普遍的丧葬习俗。但多恩诗句立意并非“敲谁的丧钟”,而是把人类看着是一个整体,认为他人死亡于己也是一种损失。他想要提醒世人:不要问丧钟为谁鸣,因为它早晚也会为自己敲的。
我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在三百年前的英国还是全世界的今天,多恩对人类社会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理解不仅前瞻而且高尚深邃。如果把他同一百多年后推导、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的后辈英国人放在一起比较,有点人道良知的人很容易看出谁高谁低。
海明威应该是非常理解、欣赏多恩那种深厚的人文情怀。战争让人类相互杀戮,导致不必要死亡。眼下法西斯主义向西班牙人民进攻,妄图推翻那里的民主共和政权,如果世界只是袖手旁观,那么某种灾难性后果早晚会临到自己的头上。这样,海明威用“丧钟为谁而鸣”做小说的标题意味深远且匠心独具。不过恐怕知道很多人没读过多恩的诗,如果只看“丧钟为谁而鸣”就很难知道其字面后的意思,所以他把《人非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 )全文当作小说的“引子”一起发表了:
人非孤岛·多恩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 是欧洲大陆的一小块,那本土的一部 分;如果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 就小了一点,如果一座海岬,如果 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 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 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 解难分;所以千万不必去 打听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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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Oct 7, 2024 21:00:36 GMT -5
丧钟为谁而鸣(二)
我是先知道《丧钟为谁而鸣》这触心的句子,再知道多恩《人非孤岛》那首诗,然后才知道海明威的小说。如此,对他选题的用意于我是清楚的。但回过头去重温二十世纪那一百年的历史、尤其是把大陆中国涉入的那些战争作为背景来回顾西班牙的那场内战,我发现当年组织援助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的理想境界并没有那么高,那些愿意为西班牙人民牺牲自己生命的原始动力也并非仅仅是出于把人类当作整体的那种同情心,我觉得在他们那些行动后面,更多的是由于共产主义——那个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
人类战争的起因一般是为了争夺权力、疆土、资源,还有宗教。不幸的是,自1917年列宁在苏联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后,“意识形态”就成了大大小小战争的助燃剂。而西班牙内战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第一次同另外一种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的军事武装较量。
“意识形态” 不受时空的限制,而且具有狂热性和盲从性。1937年西班牙内战打的国家权力,但叛军后面有法西斯的支持,威胁的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左翼联盟政府,所以立即受到了世界范围的关注,还吸引了全球四万多志愿者加入到“国际纵队”。相比同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日本入侵中国是为了资源、没有伤害在野共产党的利益。随后的三年内战,国共双方争夺的也是权力,但国民党意识形态方面外在表现并不显著。尽管中国那两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及后果比西班牙内战要严重的多,除了若干苏联军事顾问外,鲜有人来履行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国际社会并没有相应的反应、给予足够的同情。
中共建政后情况立即不一样。五十年代初金日成主动出兵南韩,联合国通过决议援助汉城。中共愿意不惜举债、砸锅卖铁也要组成“志愿军”去“抗美援朝”。毛泽东用死伤五十多万年轻人的代价去换了几个像黄继光、董存瑞的“英雄”为共产主义做宣传和教育。接下来是越战。从五十年代开始,美国是以遏制北越共产主义势力向南方扩张而逐渐卷入越南的,所以越南战争打的就是“意识形态”。既然如此,同属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苏联、中国继续以出人、出钱的方式“援越抗美”。
事情就是这样,这一百年来当中国人挨俄国人、日本人打时,除了美国、鲜有他国提供人道援助。而当中共统治大陆后,促使它越界卷入他国战争的动机、或者说最大的敌人竟然是美国而完全不关同情、也毫无正义。可见,在推动、助长邪恶战争时“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很大。倒是人类的良知与同情显得非常苍白。如此,我就很难接受参与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了。
当看到别人处于生与死的关头,当听到丧钟在别处敲响的时候,我们的为什么不能是多一点体恤和同情而不是火上浇油?。事实上,行使人道主义时并不需要我们流血,甚至不需要我们付出任何物质的代价。我们不需问丧钟为谁而鸣,但必须时时想到丧钟也会对自己而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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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Oct 8, 2024 19:15:56 GMT -5
丧钟为谁而鸣(三)
海地是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国,同古巴隔海相邻,离开美国也不远。那里人口1100万,人均GDP三、四百美元,贫困指数在世界189个国家中排在第170位,是美洲最贫弱的国家。加上自然灾害如飓风、地震不断,也没有稳定的政治系统,暗杀、政变频繁。事实上,像海地那样的国家地球上还不少,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足的国家,美国能不能视而不见?。
1990年国会通过了一个给予那些遭受极端自然和人为灾难国家和地区国民“临时保护身份”的法案(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TPS),海地国民就是该法案保护的对象之一。在过去的34年里世界上一共有28个国家国民受惠,除了海地,还包括阿富汗、乌克兰等。需要指出的是,该法案给予受惠人以临时居住和工作的许可,但他们没有归化取得美国公民的资格。
也就在TPS生效的1990年,美国总统布什颁布了一项“暂时禁止将中国国民驱逐出境”的行政命令。两年后,在该“命令”的法理基础上、众议员佩洛西提出给予所有受该行政命令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以永久居留权法案、又叫“64绿卡”。该法案在国会辩论时获跨党派、压倒性的通过。毋庸置疑,“中国学生保护法案”同TPS依据的是同样原则。
一个月前,有关俄亥俄州的海地人吃宠物的说法从保守派自媒体、右翼阴谋论网站上经竞选总统辩论之机上了新闻,周围的同事、朋友闻之愕然。
海地人到美国之后大多居住在东岸的纽约、波士顿等大城市,也有一些循工作机会到了中西部小城,如俄亥俄州斯的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海地本土有没有吃猫肉、狗肉的风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大陆中国是不忌讳吃猫吃狗的。
根据我的想象和理解,即使来自于有吃猫吃狗传统的中国、哪怕过去也确实吃过猫狗的大陆移民移居美国之后便不会再吃那些宠物了。原因大概有这么一些:1,有悖现住地的风俗;2,市场上没有买;3,自己动手太费事;4,美国好吃的东西太多、太便宜。同样道理,我也推测到了美国之后的海地人也不会再吃猫狗肉了。对这事我没有做任何调查,所以不能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
就在陷于困惑和烦恼的时候,在新闻里听到吃宠物新闻的始作俑者、副总统候选人这样解释:是不是有人吃宠物这个事实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大选前需要让媒体谈论外来移民对我们这个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个话题。那时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九年来移民问题一直该党最乐意炒作的话题,因为临近选举,所以需要加大砝码?就算是这样,也不应该这样去作践人家。何况,海地人不是非法移民,他们没有抢美国人的饭碗,他们干的都是本地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
其实如今这些恶意诋毁移民的政客,他们的祖辈还不都是在某个年月、为了改善个人生活质量、从哪个泥堆、“粪坑”边上跑到美国来的。如果那时美国也像现在这样有一半人失去了人的善良尊重同情恻隐之心,那么他们的先人未必就能够生存下来。
如果我可以从多恩“丧钟为谁而鸣”本意延伸开去,那么我想指出:当听到丧钟敲响时不关心一下村里谁死了,那么等轮到自己头上时,恐怕连给敲钟的人都没有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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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Oct 14, 2024 10:53:19 GMT -5
五十三,《肖申克的救赎》
如果今天有谁输入“肖申克、歌剧”(Shawshank/opera),电脑屏幕上立即会显示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里面播放莫扎特歌剧片段的场景,可当年却不是这样的。
1994年10月14日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正式上映,今天是它发行30周年纪念日。三十年后我还记得看第一遍时内心的感受和震动。
电影是该片导演弗兰克·德拉邦特(Frank Darabont)根据斯蒂芬·金(Stephen King)1982年的中篇小说《丽塔·海华丝与肖申克监狱的救赎》(Rita Hayworth and Shawshank Redemption)改编的,讲的是缅因州一个银行家安迪·杜弗伦因涉嫌谋杀被判(两个)无期徒刑后在“肖申克”监狱服刑19年后越狱逃跑的故事。
斯蒂芬·金是畅销小说作家,德拉邦特买下他版权后酝酿了十年,一直到92年才着手将之改成电影剧本。在改编的过程中既可以根据电影的特点和需要设计动态场景,也可以添加原著里面没有的情节,所以是“二次创作”。
影片拍成后试映观众评分最高的:一个是囚犯在屋顶刷沥青,另外一个是安迪播放莫扎特——后者是德拉邦特添加到故事里面去的。据他披露,在闭门改写剧本的那段时间里他正好在听《费加罗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剧中苏珊娜和伯爵夫人二重唱给了他灵感,遂决定加这么一个场景。殊不知,他那么一个“妙笔”,让我受益了一辈子。
回到这电影问世前的那十多年里,我对西洋音乐的兴趣只是器乐曲,也收集了不少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的交响曲及钢琴协奏曲的磁带。那时国内城市电台偶然会播放一些片段,但歌剧本身真的就像是一座高大、深厚的城堡让人生畏。去国后虽然环境、条件改善了很多,不过我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器乐曲)方向。当在电影里第一次听到那段二重唱时,我被那旋律彻底地震撼了。
与男配角瑞德的旁白“至今我也不懂这些意大利女士唱的是什么,事实上我也不想去懂”(To this day, I have no idea what those two Italian ladies were singing about. Truth is, I don’t want to know)相反,自那一刻以后我就一直想知道那“咏叹调”出自哪部歌剧。
天道酬勤,上天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那时我居然结识了一位既喜欢看电影、也热爱听古典音乐的人。当我刚开口说出我的“问题”时,他就回答“是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
那时我再仔细搜索头脑里有的莫扎特器乐曲旋律,实在想不出有如此“美得难以言表,又让人心痛不已”(“…… was so beautiful it can’t be expressed in words and make your heart ache, …….”)的曲调。就这样,我先是借、然后是买地开始了欣赏歌剧的生涯。我从《费加罗的婚礼》开始,到他的《魔笛》(The Magic Flute)、《女人都一样》(Così fan tutte、意大利语,That's what they all do、英语)再到其他音乐家的作品。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DVD版音像制品开始流行,我更是连续、重复听/看加德纳(John Eliot Gardiner)版本的《费加罗的婚礼》的录像,歌剧中比较“难听”的宣叙调(Recitative)我也不觉得乏味枯燥。
此外我不仅逐渐离开管弦乐曲,而是从歌剧再扩展到清唱剧、安魂曲、弥撒曲和康塔塔等宗教题材。所谓“离开管弦乐”,即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我一般不会再主动去听交响曲或者协奏曲。而一遍又一遍地沉浸在歌剧、清唱剧之中。这时再回味朋友当时随口说的“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时,我就不得不拍案叫好。丝同弦,竹即管,肉就是声带(人声)。现在最能让我神经抽搐的是小号(管)伴奏人声(肉)的乐曲。这听上去很有点玄乎和离奇,连我自己都不知所以然。
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一路上能够遇到两个“导师”:《肖申克的救赎》的导演给了我一个线索、遇到一个良师他指点我走了一条近路。在这三十年里、尤其是电脑、网络盛行之前,我自认自己非常的幸运。
10-1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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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溪山 on Oct 22, 2024 1:33:50 GMT -5
边君笔耕不辍。 多谢分享!
作家的作品绽放于各自生活的土壤。 海明威与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作者)是同时期作者,但两人作品风格内容迥异。
听过海明威传记。真是传奇人生。
John Donne (1572 - 1631)的For Whom the Bell Tolls 一诗写于大概四百年前,但我总惊讶其风格之超前。 艺术之载体也是决定其生命的要素之一。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与小说Rita Hayworth and Shawshank Redemption 有多处不同。 电影逊于原著者不在少数。 而这部电影的确不同凡响。
这部电影竟将边君引入了歌剧世界。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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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Oct 22, 2024 8:28:56 GMT -5
多谢溪山置评,一看就能感受你的文学功底。 “笔耕”于我是同土耕(种菜)一样——也是贪玩的一种。 电影我看得很少,但这个确实不错。由于要赶时间,这个“影评”我只来得及写这些,还有一些感想,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写。 再次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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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Nov 6, 2024 3:20:39 GMT -5
五十四,追念张纯如
“有时,活着就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塞内卡(前4-65年,古罗马哲学家)“Sometimes even to live is an act of courage”——Lucius Annaeus Sen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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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20年前——
2004年11月9日、星期二、上午9:15分。加州圣克拉拉县供水部门员工经过17号公路靠近熊溪路(Bear Creek Road)时看到公路旁边停着一辆车,他减速后按了喇叭。见对方没有反应便停车,走近后看到驾驶座上一个女士歪斜着的身上有血,……。她就是华裔女作家张纯如(Iris Shun-Ru Chang,1968-3-28/2004-11-9)。
4个小时之前,在圣·何塞距离这个自杀现场约25英里之外的一个连排公寓里,纯如的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Brett Douglas)醒来发现纯如和车子都不见了,却在她的书桌上发现了三份遗书,他立即拨了报警电话。
9个小时之前,同往常一样俩人12点时上床睡觉。大约凌晨两点先生醒来看到纯如在卧室外的过道里来回走动,便提醒她:睡觉吧,现在是凌晨两点。纯如回到床上。但不多会儿她又起床。先生坚持道,你需要睡觉。这样,看着纯如睡着后先生才入睡。
24小时之前,11月8日,星期一中午,纯如到枪店去买了一把老式“左轮手枪”。回家后发现自己无法把子弹上膛,遂回枪店要求帮助。路上在一间之前她们夫妇常去的寿司店吃了一份午餐。店经理知道纯如是《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她事后回忆说,她(纯如)好像不怎么开心(she appeared unhappy)。回到枪店,店员教她子弹怎样上膛。“她看起来心不在焉或者有点冷漠”(she seemed distracted or aloof),店员告诉调查事故的警察。当天在丈夫下班回家之前,纯如写了那些遗书。
48小时之前,11月7日,星期天。夫妻两人在圣克鲁斯(Santa Cruz)海边码头上吃的午饭,然后去了夏米纳德水疗中心(Chaminade Resort & Spa)、一个占地 300 英亩的度假胜地。那天纯如还做了按摩。
72小时之前,11月6日,星期六。丈夫想着要给纯如一个有别于往常的周末,他们去看了刚刚上映的、根据黑人/盲人歌手雷·查尔斯(Ray Charles)生平排成的电影。“那是一部很鼓舞人心的电影,我觉得她会很喜欢的,”丈夫说。“纯如以前从未听过雷和他的音乐,回家后她还立即上网浏览有关雷·查尔斯的各种信息。”
11月6日那天,据保拉·卡门(Paula Kamen,纯如大学的同学、毕业后一直保持着联系的好友)事后回忆:“我的手机响了,当听到纯如的声音时,通常热情洋溢的朋友听起来迷茫、沮丧、悲伤。‘保拉,’她说。‘我有事要告诉你。我病得很严重,……。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如果我发生什么事,你应该知道,我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n case something should happen to me, you should always know that you've been a good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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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Nov 6, 2024 3:24:17 GM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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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如是美国出生的华裔后代,1997年,年仅 29 岁的她撰写了《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一书而获得了国际声誉。由于她这一成就,她的声名让她自杀的消息在世界各大新闻通讯社和互联网上迅速传开。人们不禁在问:一个如此成功、身边有爱她的家人和朋友的人怎么会自杀呢?她是“南京大屠杀的最后一个受害者”吗?她所揭露的黑暗历史是否让她备受折磨和摧残?她一心一意的决心和超负荷工作的习惯是否导致了她的死亡?她拒绝按处方服用强效药物,是否因此产生了致命的反应?等等。
纯如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in Champaign-Urbana)读的新闻专业。大四那年在《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芝加哥办公室实习,毕业后成了《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工作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在报社当记者,这样她就申请进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写作研修班(the Graduate Writing Seminar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在那里她系统地学习了剧本创作、小说、诗歌和科技写作。她结业论文的题目是“科学的诗歌”(The Poetry of Science)。
纯如的表现和能力给研修班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推荐给了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的编辑苏珊·拉宾纳(Susan Rabiner)。拉宾纳那时正在物色一个懂科学又通晓中文的人来撰写“钱学森的传记”。这对任何初涉写作的人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双方签了合作意向之后纯如即开始了她的(全职)写作生涯。两年后,352页的《蚕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又译作《钱学森之谜》脱稿。她也因此获得了“约翰·T和凯瑟琳·D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平与国际合作项目等”奖。
1994年12月,应朋友之邀,纯如出席了在加州库珀提诺(Cupertino)举行的“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组织者在大厅里展放了有半人高的南京暴行的照片,“那是我一生中所见的的最可怕的作品”,纯如说。更让她震惊的是,南京那场大屠杀发生已经50多年了,但英语世界里居然没有一本记叙那个血腥事件的专著。而可供参考的资料如外国传教士、驻华记者及美军军官的日记、胶片和照片等在美国就能找到。对此“我突然感到恐慌”,她说。
纯如认为,从人性角度出发,如果拿“南京大屠杀”同希特勒杀犹太人相比、或者拿原子弹在日本爆炸所带去后果相比,世人对当年发生在南京的惨剧的遗忘都是不可思议的。她意识到:人类社会进化中的这种残酷很容易沦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注脚——除非有人强迫世界记住它。这样,她决定用英文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叙事纪实性著作。之后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拉宾纳,并表示愿意自费出版。“不行的”,拉宾纳说,这不合我们出版社的做法。“请把你的动机和构想告诉我”。
《南京大屠杀》是一部关于1937 日本占领中国首都的残酷历史记载,它收录了日本军人在南京长达数周的暴行。书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暴行本身;一是掩盖事实。纯如说她写这本书的本意不是为了评判日本人的性格特点,她也没有打算分析做出如此暴行的民族之基因的构成。她想探询的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把人变成杀人的魔鬼,她希望这书能够激发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最终将全部消失。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她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件事件应负的责任。她最后的结论是,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与其说是危险的人的产物,还不如说是一个危险的政府的产物。
《南京大屠杀》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从最初一万册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加印、最后售出了五十万册。同时,纯如本人也成为新闻媒体的焦点人物,并到各地作演讲、签名售书,这确立了她为日本侵略战争罪行受害者发声的代言人形象。
2003年,“兰登书屋“下属的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出版了纯如第三本书:《美国华人:一部叙事历史》(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它讲述了华裔如何克服巨大的障碍、在异国他乡塑造自己的身份和命运并取得成功的故事。
从2003年11月开始、纯如开始写她一本书。内容关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对巴丹半岛投降的76,000至78,000名美国与菲律宾战俘实施强迫行军、虐待、屠杀暴行的。“巴丹死亡行军”是日军在二战期间犯下的另外一个暴行。当年20多岁的年轻军人幸存下来后回国散居各处,如今都已经是耄耋之人。采访幸存者的行程从威斯康星州开始,纯如打算一个一个地实地访问。
2004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旅途中的纯如被疲惫和焦虑压得透不过气来,她住进了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诺顿精神病院(Norton Psychiatric Hospital in Louisville),医生的诊断是“短暂反应性精神病”(brief reactive psychosis),让她服用抗精神病药及镇定剂。三天后,纯如父母专程赶来接女儿回家,医生告诉他们:她这次发病可能是个“一次性”事件,也可能是“躁郁症”(onset of bipolar disorder)发作的征兆。
“双相情感障碍”又称躁狂抑郁症,是一种情绪障碍,每 70 人中就有 1 人患有此病。该病的情绪变化周期(从躁狂高涨到抑郁低落)因人而异。如果不接受治疗,病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这样纯如不得不中断她的写作计划,她告诉出版人拉宾纳,“巴丹项目”可能要停一下了。拉比纳也同意:休息一下,“你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需要你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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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Nov 6, 2024 3:27:08 GMT -5
3 纯如同布雷特是大学同学。他毕业到加州读博,后找到了工作。那时纯如已经开始全职写《钱学森之谜》,所以1991年结婚时两人把家安在了硅谷。2002年8月儿子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出生后,纯如的父母也从中西部搬到了森尼韦尔(Sunnyvale),三代人住在同一个小区。纯如发病时儿子刚刚两岁,为了全力照顾纯如,他们决定把克里斯托弗送到伊利诺伊的祖父母家去。 在随后8、9、10三个月里,纯如每周单独到诊所两到三次。但她拒绝接受自己得病的事实,也决心不再回到医院去,她甚至说服医生减小给她的抗药计量。布雷特说,纯如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即使在发病的时候也不喜欢别人控制她,不让他参加她的任何治疗课程。这样,丈夫就只得在家里为纯如建了一个“健身房”;制定了一个“康复 20 点计划”,列出了一些补救措施。例如去海滩、给朋友打电话、吃得好一点、每天进行长达一小时的锻炼,等。9月份布雷特一度认为纯如的情况开始好转了,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纯如的父母亲也知道女儿自小性格独立、很有主见,不会轻易把内心真实想法暴露给别人,包括父母、家人和医师。那段时间大家对纯如的健康状况都比较担心,但谁都没有想到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她就决绝地离开了人世。 毋庸讳言,自杀永远是当事人对自己的解脱而对身边人的惩罚。同时,他人往往因为当事人已经遭遇了灭顶之灾而原谅他/她们,并为逝者的行为找到让人信服的理由。其实(自杀事件的)当事人并不需要理由,因为自杀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时间退回到十年前,当纯如决定写《南京大屠杀》时,她的内心充满的是正义、责任。是那种道义的力量推动了她去同外部世界抗争。而在写的过程中,那些血淋淋的事实不可避免地对她的意志带来了伤害。而疲劳、焦虑、固执的性格是她患上“躁郁症”的直接原因。问题在于,在她最需要把自己对外界世界同情心折射到本人身上时,她却没有去努力反而轻易地放弃,从而输掉了同自己主观认知的“战争”。在美国,用自杀的方法来结束个人生命远比患抑郁症的比例要低,因为忧郁症同自杀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就这点来说,纯如走得太早、太匆忙也太可惜了。 其实,所有发生在当世的事情,如战争、瘟疫、事故,还包括生离死别、恨爱情仇,等等、等等在我们之前都已经发生过了。我们后人要么是重蹈前人的覆辙,要么是重见过往的旧事。但在纯如自杀事件中我发现有一个独特的环节:在她最需要感受亲情、施展母爱时,他们却把儿子送到了祖父家去。我觉得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 作为一个生命体,我们缺乏对自己怎么来到人间的感性认识。但任何一个雌性动物,一旦成为母亲,她们却对生命的孕和育有着生理的、心理的双重感受及联系。孩子出生后,母子之间的血肉联系是无法割舍、也不可能被取代的。或者说,一旦有了孩子,母亲的生命便不再仅仅属于自己了。 二十年前,当纯如下决心向世界告别的时候,克里斯托弗不在身边。两岁的孩子根本不具备思维及表达能力、他不可能在电话里唤醒妈妈正在褪去的母爱。假如情况相反,11月8日下午纯如拟写遗书时儿子就在身边,或者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学说话、练走路,那么她很可能会迟疑、会动摇的——也许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舍不得自己的孩子。 11-6-2024 参考资料: 1,张纯如《南京大屠杀》 2,《旧金山纪事报》相关报道文章 rec.arts.books.narkive.com/jaSBgJpj/long-sad-sf-chronicle-article-about-iris-changjp20.hlu.edu.cn/20201223/fil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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