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雪争春

适逢2020年6月4日，正好又面临美国民众上街抗议种族问题及执法暴力。政府如何处理这类事件不仅受限于政治制度的允许和容忍程度，还要求领导人个人的智慧、眼见等等。看到有人指出当年赵紫阳犯的错误———其中最致命的，在我看来是他最无能为力、最不能避免的是“能自始至终亲自掌舵，而不是假手于常委中并不认同这套方案的强硬派”，这是造成中国民主化进程悲剧的原罪，超出赵紫阳本人的能力。

◆高伐林

　　【说明】31年前的昨夜，北京枪声大作，血火交迸。
　　31年后，昨天下午我的《伐林追问》节目，从一个角度，来探究“六四”历史悲剧。
　　做完节目后，看看我所写的提纲，相对详细完整，于是整理出文字稿，刊发于下。
　　节目的链接：
　　
　　欢迎收看指正！节目中许多图片，透露了更多的历史信息。


　　赵紫阳为什么执意访问朝鲜，犯下平生最致命错误？

　　高伐林，《伐林追问》第105期文字记录稿 2020年06月03日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伐林，欢迎收看《伐林追问》第105期。
　　2012年6月，住在南加州的许家屯老先生以96岁高龄，飞到美东来看朋友，在长岛何频先生家小住。我从新泽西开车过去看他，老先生精神好得很，我从下午三点钟听他声若洪钟聊到晚上12点。“六四”纪念日刚过去，自然就谈到他在北京和香港度过的惊涛骇浪的日子。赵紫阳是从1989年4月30日，从朝鲜一回到北京，就召当时担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上京，了解香港和海外各界对北京学潮的舆论；同时也因为许家屯和杨尚昆的关系不错，赵紫阳委托他去拜访杨尚昆，请杨向邓小平进言，收回对北京学潮的“动乱”定性。这些内容以前我写过，今天不细讲。那次许家屯对我谈到，赵紫阳在北京学潮问题上过于自信，轻敌了——他说的“轻敌”，是指轻视党内的政治对手的决心和能量，轻视当时局面的严重和复杂程度。许家屯说：“有什么必要嘛，非要去访问朝鲜？”
　　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去世、引发学生和民众的悲情怒火，社会矛盾急剧紧张，赵紫阳为什么这个关口执意要对朝鲜进行一个星期国事访问？人们不断探寻、不断追问。
　　当时不少人劝赵紫阳推迟访问。劝说者中最早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事实证明，他对局势最敏感，早在1989年4月14日上午，胡耀邦去世的前一天，田去赵家拜访，说出现重大政治动荡迹象，建议赵推迟访朝。这是党内高层建议赵推迟访朝的最早记录。田纪云后来回顾说，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最大的失误就是去朝鲜。“4月14日，我去劝他，恳切陈词，说，现在这个形势怎么能离开北京？访问完全可以推迟。赵说，这是国事访问，推迟不好，反而会让外界认为我们国内发生了多大的事情。李鹏、姚依林会处理好。”田对赵说，恐怕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4月23日给赵紫阳打电话，认为全国已经处于“紧急状态”，“作为党的一把手，应该推迟出国访问”。但并不认为学潮有啥大不了的赵紫阳，还是拒绝了，《改革历程》书中记载他的回忆：“我说，耀邦追悼会后，学生已经复课，访朝这个事是邓小平和金日成定的，我不好提改变的要求，即使提出来，常委也不好通过，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在家的领导。”
　　赵紫阳的智囊班子中不少人如陈小鲁、孙方明等，也都建议赵不要去朝鲜——盟友、智囊和政敌，竟然观点惊人的一致。但是中南海内外情绪郁闷、忧虑、恐慌，而赵却出奇地冷静、放松。
　　赵紫阳访朝的动机，引起了许多猜测和诟病。李鹏埋怨赵紫阳居心叵测扔给他一个“烂摊子”，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还有一种说法是：赵紫阳不想陷进学潮，打算拉开一些距离，静观其变：访朝期间事态若好转的话当然很好，如果事态不见好转，那就轮到自己大显身手了；甚至有人分析，赵紫阳是模仿毛泽东文革初期点了火之后，就到外地转悠，等待刘少奇、邓小平露出破绽，回京一击，后发制人。田纪云则认为，赵之所以犯如此致命的错误，完全是因为“过于自信”——这与许家屯的说法倒很相似。
　　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先生，在他的巨著三卷本《赵紫阳传》中，把关于赵紫阳访朝动机的说法，归纳为三种：“躲避说”，“阴谋论”，“自信说”。他说，“关于赵访朝动机，有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似不能忽视。”什么角度呢？卢跃刚引述了《改革历程》一书中赵紫阳的原话：我在朝鲜，“看了邓的讲话（4月25日对李鹏、杨尚昆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
　　“阴谋论”，除了指赵紫阳搞阴谋，还有来自另一个方向的阴谋。美国《纽约时报》2019年5月23日刊登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与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话。鲍彤说，很多人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到朝鲜去？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他在1989年4月19日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跟他说：“你去，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
　　鲍彤当时并不在场，但他认为，赵紫阳一定问了邓小平“朝鲜到底去不去”，才有邓小平的这句话。鲍彤没有说，但人们可能理解为：赵紫阳到朝鲜去，是邓小平的调虎离山计，要趁他不在国内，大权临时落到李鹏手里，就能按照邓小平的意图来处理学潮。这种理解我看比较牵强：赵紫阳对管军队一直没有多少兴趣，“军委主席”对他有多少吸引力？但赵紫阳可能把邓小平这句话，理解为自己依然得到邓的信任，所以就比较放心地去平壤了。

　　不管是哪种原因，总之产生了致命的后果。朝鲜这个近邻真是中国人的宿命，二十世纪中、后叶中国的乱局，都与朝鲜搅在一块。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介入金日成、斯大林发动的朝鲜战争，1989年赵紫阳访问朝鲜，都导致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
　　赵紫阳出访前，对处置学潮提出三条原则意见：一、胡耀邦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要劝阻学生游行，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这三点意见，政治局常委都同意，成为中央的正式意见，邓小平也同意了。所以4月22日上午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李鹏要求赵紫阳召开一次常委会商量对策，赵说，“常委都议过了，不必再开会了”——已经有对策，就照那三条办。
　　大意失荆州。文革动乱首先是中学生打砸抢，给邓小平、李鹏、陈希同等正在掌权的大多数官僚留下了深恶痛绝的记忆和“学生是社会动乱之源”这样的负面结论。文革结束只有12年，把“六四”与文革挂钩而不是与民主诉求挂钩，把处理学潮的不同意见联想到路线斗争，对这些官僚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党内政治文化、思想认识就是这样形成的。
　　赵紫阳前脚走，李鹏一伙人后脚就搞出了很多名堂。赵紫阳4月23日至4月29日访朝一周，犯下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他离开北京期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因为人们已经知道的很多，我这里就从赵紫阳走后第二天长话短说——
　　4月24日。晚，李鹏利用赵紫阳授权，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出席，杨尚昆、万里两人不是常委，但一直列席常委会，也参加了。还有好几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如田纪云、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李锡铭、李铁映等，以及一些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听取北京市委、国家教委的学潮问题汇报。
　　这一次会议是胡耀邦逝世以来常委扩大会人数最多的。北京市提出了“四点建议”，具体内容我就不细说了，总的精神就是要强硬。后来常委扩大会纪要写道：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
　　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家听杨尚昆和李鹏汇报，做了著名的“四二五讲话”。他肯定了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的定性——“动乱”定性不是邓，而是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首先提的，北京市委的“四点建议”在学潮定性和强硬态度上颠覆并取代了赵的“三点意见”。《邓小平年谱》记载的讲话主要内容如下——我只是节录：
　　邓小平指出：
　　“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
　　“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
　　“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还要抓紧立法。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坚决把动乱压下去。不然天无宁日，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
　　“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表现坏的要解除职务，坚决调离。”
　　“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的决定是对的，常委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才能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原始纪录中邓小平还有一句话更露骨：处理学潮，“不怕流血”！
　　这个讲话一锤定音，打出了镇压的底牌。
　　4月26日。根据邓讲话精神写的臭名昭著的“426社论”出笼。
　　4月27日。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427游行”，回击“426社论”。
　　4月28日。李鹏主持常委碰头会，他们感觉“426社论”调子太硬，激怒人民，决定展开与学生的所谓“对话”，并发一篇调子软和点的社论。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了新社论，由鲍彤主持并修改。李鹏集团做了妥协，向赵紫阳“三点意见”靠拢。不过，沉浸在“427游行”胜利狂欢中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当局所作的这点退让根本不放在眼里，无人理睬这篇社论；对话也举行了，但学生代表都是官办学生会选派的，根本不是示威请愿学生的代表，这样的对话等于是拒绝对话。
　　4月30日。赵紫阳终于回到了北京。但情况已经全然改观。

　　赵紫阳这个星期在朝鲜，完全是闭目塞听，国内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朝鲜是世界上信息管制最严厉的国家。他的秘书李树桥回忆：“我们一跨过鸭绿江就是无线电管制，再好的收音机，所有的信号都收不到，听不到国内的声音。……26日凌晨零时30分，有人敲我的门，说大使馆有重要的文件看。……我一去，看了两个东西，第一，（4·24）政治局常委会纪要，第二，1989年4月25日上午邓小平谈话记录。”
　　这件事太重要了，所以李树桥到2006年接受卢跃刚采访时，过了17年，都还记得是大使馆在十六开方格纸上，很工整的钢笔字誊抄。大使馆看文件有一个特殊的设备，怕有人偷窥，像老式照相机那样，拿布做一个类似微型帐篷那样的东西罩着头看。
　　“我看完快到两点，跟大使馆说，早上七点半，把文件和设备拿到百花园迎宾馆紫阳套间外面安装好。早上大使馆的人来了，7点25分，我跟紫阳说：‘紫阳通知，北京传来重要文件，设备已经装好，请你看看。’没有426社论，只有这两个文件，紫阳也是罩着头看。他看完，吴学谦、洪学智、朱良……等人依次看。大家看完出去后，紫阳走到写字台前，用圆珠笔写：
　　小平同志并政治局常委：
　　我完全赞成小平同志关于制止动乱的正确决策。
　　赵紫阳 1989年4月26日
　　他跟我说，把这个内容用电报发回去。”

　　七天时间对国内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学潮形势完全无知，赵紫阳成了桃花源中人，又把权力授予了政治局常委中的反对派首领，对于制订危机处理政策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个灾难。赵紫阳访朝，“三点意见”的软肋就完全暴露了。
　　卢跃刚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很精彩，他认为，本来赵的处理学潮三点意见，企图温和处理学潮，促使学生回到校园，恢复常态，通过协商对话这样不流血的现代法治社会方法来缓解矛盾，化解政治危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赵紫阳应该了解，三点意见从历史经验、高层政治格局和事态的急剧变化来看，只是一个脆弱的党内共识，它的贯彻是高难度的，既有一个安抚学生、不激化矛盾的问题，也要克服阶级斗争观念、动辄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惯性，齐心协力解决问题，有巨大的操作难度。”
　　要贯彻执行三点意见，实现赵紫阳的设想，需要党内高层及其官僚阶层、各高校校方管理层，对学潮处理的认识高度统一；但现实恰恰不是这样，党内高层处理学潮，从来都是强硬派占上风，官僚集团和校方长期以来居高临下，对待学生、学潮，最熟悉的方式是糊弄、哄骗、恐吓、镇压。
　　另一方面，学潮的主流呢，被悲情和怒火主宰，又不存在统一领导的组织，在短短半个月的抗争中，来不及涌现有威信、有胆略的领袖。这是一群有献身精神、牺牲精神的勇敢无畏的“野马”。一边是被压抑太久被激怒的学生，一边是被阶级斗争观念训练出来的官僚集团，从思想到方法都针尖对麦芒——十年改革时间太短暂了，双方没有学会对话和妥协！要贯彻落实三点意见，卢跃刚指出，需要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的高超政治技巧。
　　三点意见这个不错的方案，要兑现的基本前提是，赵紫阳能自始至终亲自掌舵，驾驭方案准确有利地执行;而不能假手于人，特别是假手常委中并不认同这套方案的强硬派李鹏，这势必在政策与执行之间形成断层，更何况，危机处理与常态处理是两码事！
　　“三点意见”在赵紫阳离开北京一天之后就被废掉了。他访朝实际是把处置学潮主导权拱手交给了强硬派，虽然此时李鹏拿到权力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传统官僚的思路，认为此时的权力是烫手山芋，埋怨赵“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
　　不仅是李鹏，包括李锡铭、陈希同这些中共党内强硬派，都没有意识到，由于赵紫阳访朝、暂时权力交接，李鹏意外地掌握了“六四”学潮的最高处置权，导致了“六四”学潮处理的根本性转折。若赵紫阳在北京，在既定方针下，李鹏等强硬派怎么绕得过总书记这个门槛去见邓？李锡铭、陈希同在赵紫阳面前怎么说得出渲染事态、推卸责任的狠话来？
　　赵紫阳访朝归来，大错已经铸成。他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扭转被动局面：五四讲话、亚行讲话……但讲得再好，也无力回天。因为归根结底，要继续回到“三点意见”的方针，都取决于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继续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请邓小平收回“动乱”的定性，才能从“426社论”的困境中解脱，但他见不到邓小平了。总书记要见太上皇，通过近臣、秘书甚至女儿等多个途径，都被挡驾，只能通过他们得到一些并不靠谱的说法来揣测，这真是中共现代政治的大悲哀！邓小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他改口，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第二个条件，就是维持与杨尚昆、万里这两位与邓小平关系密切的大佬的脆弱联盟。但他们的地位都有赖于邓小平，在邓小平明显与赵紫阳观点相悖的态度之下，他们还会支持赵紫阳吗？杨尚昆在整个八九“六四”期间扮演的角色、担负的使命十分神秘，早就启人疑窦；万里虽说与赵紫阳的改革思路相吻合，但他对赵紫阳是有心结的，他从加拿大返回，在上海表示支持邓小平的戒严；后来赵紫阳被软禁，他从不看望；赵紫阳去世后，他不送花圈，完全沉默，都是事出有因。这两个人，我一直关注，或许将来专门拿出时间来仔细说道说道。今天没有时间详谈了。
　　中国古话有“一失足成千古恨”，赵紫阳可以说“一访朝成千古恨”。今天是6月3日，31年前的此时此刻，北京倒在血泊之中。这巨大悲剧，我们要永远铭记，要让后代也知晓，共同吸取历史的惨痛教训！
　　我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蒋捷连如果还活着，他今年已经是“知天命”的岁数了。多么可惜那些年轻的生命！图片中，天安门母亲6月4日在警方的严密控制下祭奠她们的孩子。

美国之音今天的报道

Funeral Blues W.H.Auden - song by Nemo Sh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