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奧尼-中國

贴《安東尼奧尼-中國》是因为读到“车槿山｜我们的历史 —— 巴尔特书写的中国 ".  摘录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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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槿山｜我们的历史 —— 巴尔特书写的中国

如果说历史上有人在面对中国时和巴尔特很相似，那应该就是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了，巴尔特在《中国旅行笔记》中自己承认了这点。他说：“重读我的笔记来做索引，我发现，如果我就这样发表，这就可能是完完全全的安东尼奥尼”。我们知道，1972年，安东尼奥尼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摄制了大型纪录片《中国》，而1974年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将这部影片定性为反华影片，全国性大批判随即展开，直到2004年底，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学术观摩展，《中国》才第一次在中国境内解禁公映。

在这部影片中，安东尼奥尼尽管也拍摄了一些著名景点，如天安门广场、故宫、长城、苏州园林、红旗渠，也记录了一些官方安排的参观，如小学课间活动、针刺麻醉剖腹产手术、纺织女工学习毛主席语录并讨论政治形势等，但他的重点放在偶然捕捉到的场景上，大量篇幅用于随意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许多特写镜头长久地停留在普通中国人的面孔上，展现各种表情，试图理解人物的精神状态，这也就是《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所说的：“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这样的批判当然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氛围造成的冲突，但同时也隐约显露了中西纪录电影观念的差异。

安东尼奥尼作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他眼中的世界只可能是不完美的，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剧情片还是纪录片，都是如此。他追求个性化体验的影像表达，必然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析，放弃道德说教的叙事，所以如果说中国对西方人是一个迷，那么他的影片恰恰忘记了给出谜底。这一切确实和巴尔特笔下的中国相像。安东尼奥尼和巴尔特相像的另一个地方是，这部影片在导演自己的国家也受到不少的责难。历史的阴错阳差，有时真让人既无奈，又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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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也就是巴尔特离开中国的前一天，他们一行五人来到北京大学和师生座谈。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中国之行的重头戏，为此还特意要求增派翻译，最终每人都各配了一名译员。他们乘坐的面包车在校门口就像今天一样被门卫拦住，打了电话才得以放行，进入“精致而无人的校园”。接待他们的有中文系和哲学系的师生，还有革命委员会的干部。

首先是北大方面为他们介绍学校的历史和现状，内容涉及学科建制、师生概况、两条路线斗争、工农兵上大学、社会实践等，其中基本的观点是说，由于文化大革命，现在相比过去，学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文系学生现在可以创作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哲学系学生现在学习两个月就可以解释、批判《论语》，这就是教育革命取得的具体成果。然后这些泰凯尔派成员提出问题，北大教师做出回答，问答涉及到学生生活、批林批孔运动、《哥达纲领批判》、对斯大林的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传统、语言问题等。

显然，这次座谈的内容主要是政治性的，这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是不可避免的普遍情况。而且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象，北大方面不论是在对学校的介绍中，还是在对问题的回答中，只会使用一套陈词滥调，建构一个走向光明的革命叙事。巴尔特对此做了认真而忠实的记录，同时也罕见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失望和厌烦。我们从他的评注中摘录几条来看看他当场的实际感受：

“永远不能回答事实问题，历史问题，话语是普遍性的，某种畸形意愿的诉讼。”

“我们确实不是身处历史科学的大学，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了拿出意愿的证据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啊！”

“我们总是提出材料的问题，但从未得到回答。”

“推理和论证的幻影，没有证据，返回到神话？返回到话语？”

“这所大学——文化革命的发源地，现在完全空荡，平静——而且讲着人们可以想象出的最乖巧的话语。”

“这是纯粹的教理世界。”

“这个可怜的人，幼稚的人，没有料到我们已经听过他的全部讲演了，已经有十次了。或者这对他而言毫无重要性？价值的改变：原创性不再是一个价值？重复不是一件坏事？”

“最奇怪的地方在于，这不是中国，而是激进程度的马克思主义。”

“这所大学超正统，超激进，超符合教理，确实是：先锋派——但不符合我们的词义！”

“绝对的政治集权主义/政治极端主义/就个人而言，我不能生活在这种激进主义中，这种狂热的独白中，这种强迫性偏执狂的话语中/这种织物中，这种没有裂痕的文本中。”

座谈结束后，这些法国人回到饭店，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郁闷，全体聚在一起喝了一通茅台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