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 by oldperson on Jan 13, 2018 10:24:05 GMT -5
打扮作为身体符号是个不争的事实。人类身体的打扮史可以追溯到语言符号产生之前，从最初生理需求使然，到满足社会和自我需求，打扮符号演绎出了人类语言符号无法传达的多层次意义。“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而打扮作为身体符号，其意义的复杂性涉及打扮主体、打扮行为本身以及打扮符号接收者的意义阐释等诸多环节，同时，无论从时间角度还是空间角度，人类的打扮语言都在文化语境之中发生着变化。
众所周知，语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意义传播方式之一，但人类社会交际中的绝大部分意义却通过非语言模式进行传达。作为一种非言语传播模式，打扮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人们的交际行为中，语言交际所传达的信息仅占35%，而65%的信息则是通过非语言交际来传递的。”[1]这些明确的数字资料表现了非语言交际的普遍存在性。如果说“身势语言”是主体在对话过程中手势和姿势的动态性参与，那么打扮话语则是在主体与对象对话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并将持续存在的一种暗示性非语言，它与身势语相比具有意义的先天导入性，以及意义的后续延伸性。从特定个体的打扮状况不仅可以看出其自我定位、性格内涵、心理倾向，而且可以察觉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与他者等诸方面的内在关系，因此打扮行为可以被看作一种强有力的社会交际言语。
从笛卡尔说出“我思故我在”开始，与我们最为亲近的“身体”被排除于自我认知和认识之外，然而，在现代哲学之中，人类的身体又开始被重新发现，身体是主体，同时也作为客体而存在。打扮行为是一种直接作用于身体本身的存在，人们对这种稀松平常的符号行为，不再探究深刻的意义缘由，贾佳的《“化妆”的符号学研究》则将化妆符号进行解构，从符号学角度细化了化妆诸元素以及化妆媒介在生成符号意义中的具体作用，并提出社会文化语境是不同妆面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化妆主体的身份和自我也随之发生转移。
尽管从符号学视角剖析“化妆符号”的研究并不多见，但对“服饰符号”的青睐却不在少数。自从罗兰·巴尔特在《流行体系》中明确地将服装作为符号系统进行研究以来，学界就已经有了“服饰符号”（Clothing Semiotics）这一专门研究的存在，而且越来越成为符号学和人类学家着重探究和讨论的领域和范畴。张勐的《服饰背后的多重符码》与贾佳的《小说中身体妆饰叙述的身份符号作用》都从文学文本出发，将具有突出表意性作用的打扮符号作为讨论对象，尤其是以张爱玲的文字为例。前者展现了东、西方异质文化语境下，服饰符码意义地位所发生的反转；后者则侧重于符号叙述学角度，分析了张爱玲小说中人物具体服饰符号的叙述在人物形象刻画、暗示人物身份、叙述者态度，以及女性性别身份建构中的意义。贾佳的另一篇文章《从符号叙述学角度看当代文学中女性身体美学的流变》，则从历时角度出发，展现了当代文学中女性身体美学呈现出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样板戏的绝对政治话语，到新时期更加自我和艺术化的倾向。
如果说以上研究是社会文化语境对人类打扮行为施压的结果，那么接下来的几篇文章则是，将打扮主体的真正“自我”被从文化管制的社会性别身份建构中被挖掘出来。“时尚”的存在恰恰是符号“标出性”作用于打扮行为的结果。廖茹菡在《结构与互动：时尚符号学研究的两条路径》中指出，“服饰在前现代时期的社会身份指示功能在现代性的时尚中被弱化了。”因而，只有将索绪尔符号学的静态视角和皮尔斯符号学的互动理论进行结合，才能将时尚符号更好运用于现代时尚文化之中。同样，宋颖的《消费主义视野下的服饰商品符号》分析了当下的时尚消费，并指出“在当下这样一个消费社会，人们的着装日益表现为：为时尚而消费，为符号而消费，而日渐远离服饰原有的实用和单纯的标示性别、职业和阶层、群体的需求……”
打扮作为身体符号的实用性作用，在现代性的打扮行为中被弱化了，而随之所呈现出的是指向打扮主体内在自身的艺术化倾向。周子恒在《艺术生产体系中服装书写的价值表述》一文中，强调了服装在现在社会中除去作为生活中功能性的必须品外，还具有美感判断的价值，这种审美判断价值直接指向的是个人品味的选择。再如，玛西娅A.莫加多的《超奇着装的符号学意义：希普霍普风格的经典诠释和结构性分析》，将希普霍普风格的着装打扮作为一种与超奇着装设计相关的服装体系的范例加以分析，这种博人眼球的打扮是身体符号由文化语境主导向自我认知主导转变的表现。对特殊打扮的结构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个体自我意义的产生，以及打扮符号作为一个意义表达角色的理解。
打扮作为身体符号，其传达的意义信息远比言语丰富，而且具有衍伸交流的特性，打扮者的自我和身份，以及社会价值观等都可以通过打扮得到衍伸。打扮更是成为一种虚拟的时尚，打扮消费也开始突破实体的化妆产品消费，而走向更加直接的文化娱乐消费阶段。“特定时代和特定文化中的符号使用者会对某一类事物表现出尤其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些事物通过隐喻能指或隐喻所指的某些特征连接着整个符号社团的集体价值取向。”[2]可以说，打扮是人类的符号，更是社会的符号。
贾佳：《“化妆”的符号学研究》
贾佳：《小说中身体妆饰叙述的身份符号作用》
贾佳：《从符号叙述学角度看当代文学中女性身体美学的流变》
张勐：《服饰背后的多重符码》
廖茹菡：《结构与互动：时尚符号学研究的两条路径》
宋颖：《消费主义视野下的服饰商品符号》
周子恒：《艺术生产体系中服装书写的价值表述》
玛西娅A.莫加多：《超奇着装的符号学意义：西普霍普风格的经典诠释和结构性分析》
[1] 程同春：《非语言交际与身势语》，《外语学刊》，2005年第2期。
[2] 丁尔苏：《重建隐喻与文化的联系》，《外国语言文学》，2009年第4期。
摘自符号学论坛
众所周知，语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意义传播方式之一，但人类社会交际中的绝大部分意义却通过非语言模式进行传达。作为一种非言语传播模式，打扮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人们的交际行为中，语言交际所传达的信息仅占35%，而65%的信息则是通过非语言交际来传递的。”[1]这些明确的数字资料表现了非语言交际的普遍存在性。如果说“身势语言”是主体在对话过程中手势和姿势的动态性参与，那么打扮话语则是在主体与对象对话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并将持续存在的一种暗示性非语言，它与身势语相比具有意义的先天导入性，以及意义的后续延伸性。从特定个体的打扮状况不仅可以看出其自我定位、性格内涵、心理倾向，而且可以察觉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与他者等诸方面的内在关系，因此打扮行为可以被看作一种强有力的社会交际言语。
从笛卡尔说出“我思故我在”开始，与我们最为亲近的“身体”被排除于自我认知和认识之外，然而，在现代哲学之中，人类的身体又开始被重新发现，身体是主体，同时也作为客体而存在。打扮行为是一种直接作用于身体本身的存在，人们对这种稀松平常的符号行为，不再探究深刻的意义缘由，贾佳的《“化妆”的符号学研究》则将化妆符号进行解构，从符号学角度细化了化妆诸元素以及化妆媒介在生成符号意义中的具体作用，并提出社会文化语境是不同妆面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化妆主体的身份和自我也随之发生转移。
尽管从符号学视角剖析“化妆符号”的研究并不多见，但对“服饰符号”的青睐却不在少数。自从罗兰·巴尔特在《流行体系》中明确地将服装作为符号系统进行研究以来，学界就已经有了“服饰符号”（Clothing Semiotics）这一专门研究的存在，而且越来越成为符号学和人类学家着重探究和讨论的领域和范畴。张勐的《服饰背后的多重符码》与贾佳的《小说中身体妆饰叙述的身份符号作用》都从文学文本出发，将具有突出表意性作用的打扮符号作为讨论对象，尤其是以张爱玲的文字为例。前者展现了东、西方异质文化语境下，服饰符码意义地位所发生的反转；后者则侧重于符号叙述学角度，分析了张爱玲小说中人物具体服饰符号的叙述在人物形象刻画、暗示人物身份、叙述者态度，以及女性性别身份建构中的意义。贾佳的另一篇文章《从符号叙述学角度看当代文学中女性身体美学的流变》，则从历时角度出发，展现了当代文学中女性身体美学呈现出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样板戏的绝对政治话语，到新时期更加自我和艺术化的倾向。
如果说以上研究是社会文化语境对人类打扮行为施压的结果，那么接下来的几篇文章则是，将打扮主体的真正“自我”被从文化管制的社会性别身份建构中被挖掘出来。“时尚”的存在恰恰是符号“标出性”作用于打扮行为的结果。廖茹菡在《结构与互动：时尚符号学研究的两条路径》中指出，“服饰在前现代时期的社会身份指示功能在现代性的时尚中被弱化了。”因而，只有将索绪尔符号学的静态视角和皮尔斯符号学的互动理论进行结合，才能将时尚符号更好运用于现代时尚文化之中。同样，宋颖的《消费主义视野下的服饰商品符号》分析了当下的时尚消费，并指出“在当下这样一个消费社会，人们的着装日益表现为：为时尚而消费，为符号而消费，而日渐远离服饰原有的实用和单纯的标示性别、职业和阶层、群体的需求……”
打扮作为身体符号的实用性作用，在现代性的打扮行为中被弱化了，而随之所呈现出的是指向打扮主体内在自身的艺术化倾向。周子恒在《艺术生产体系中服装书写的价值表述》一文中，强调了服装在现在社会中除去作为生活中功能性的必须品外，还具有美感判断的价值，这种审美判断价值直接指向的是个人品味的选择。再如，玛西娅A.莫加多的《超奇着装的符号学意义：希普霍普风格的经典诠释和结构性分析》，将希普霍普风格的着装打扮作为一种与超奇着装设计相关的服装体系的范例加以分析，这种博人眼球的打扮是身体符号由文化语境主导向自我认知主导转变的表现。对特殊打扮的结构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个体自我意义的产生，以及打扮符号作为一个意义表达角色的理解。
打扮作为身体符号，其传达的意义信息远比言语丰富，而且具有衍伸交流的特性，打扮者的自我和身份，以及社会价值观等都可以通过打扮得到衍伸。打扮更是成为一种虚拟的时尚，打扮消费也开始突破实体的化妆产品消费，而走向更加直接的文化娱乐消费阶段。“特定时代和特定文化中的符号使用者会对某一类事物表现出尤其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些事物通过隐喻能指或隐喻所指的某些特征连接着整个符号社团的集体价值取向。”[2]可以说，打扮是人类的符号，更是社会的符号。
贾佳：《“化妆”的符号学研究》
贾佳：《小说中身体妆饰叙述的身份符号作用》
贾佳：《从符号叙述学角度看当代文学中女性身体美学的流变》
张勐：《服饰背后的多重符码》
廖茹菡：《结构与互动：时尚符号学研究的两条路径》
宋颖：《消费主义视野下的服饰商品符号》
周子恒：《艺术生产体系中服装书写的价值表述》
玛西娅A.莫加多：《超奇着装的符号学意义：西普霍普风格的经典诠释和结构性分析》
[1] 程同春：《非语言交际与身势语》，《外语学刊》，2005年第2期。
[2] 丁尔苏：《重建隐喻与文化的联系》，《外国语言文学》，2009年第4期。
摘自符号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