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 by Immanuel on Apr 9, 2016 2:42:08 GMT -5
由箋解錦瑟而淺談讀古詩的方法
詩之不可解﹐ 往往是因為讀者對創作者當時的心情和用語遣詞的風格及特定蘊意難以透徹的了解﹐這是讀古詩的一個很大的障隘。至于現代詩﹐尤其是作者故意通過語言造成直達本旨的阻障﹐使詩意朦朧起來﹐更造成解詩上的困難。這裡姑且稱為“語障”和“意障”﹐二者互為作用﹐使詩意曲折幽深﹐ 有言外之美﹐ 語外之境﹐恰如三千弱水外的瀛洲﹐ 可遠觀而不能近就﹐ 正是所謂的詩味﹑意境。
對于現代詩﹐尤其是西方的現代詩﹐ 語障和意障或者不是問題。這裡存在著一個創作方法上的差別﹐ 現代詩的創作﹐ 往往打破時空﹐ 不限于一定的時間和環境﹐ 而是予所調用的意象以主觀的色彩﹐以內在的情感或主題為線索﹐ 來引導詩化意識的流向﹐ 組合意象。如印象派﹐ 意識流的創作方法﹐正是以主觀感情意識為根本來調用景象﹑事物和事件。這裡語言和意象看來混亂﹐實則協調﹐是圍繞詩的主旨而出現和跳躍的。讀這樣的詩﹐ 應當如何呢﹖當然要了解作者的經歷和心境﹐ 但這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對于自身的感受﹐成為讀詩主要方面﹐如接受美學和語言解析等方法多是圍繞這樣的思路進行的。這是解詩﹑讀詩上的感覺層面﹐強調讀者本身的感受。當然這主要指抒情詩﹐ 敘事詩則可以另論。
恰如西園無忌先生所言﹐ 中國現代詩的發展在語言上出現了兩個特點﹕一是以運用白話創作產生了與舊語言即古文的斷層﹐ 在語言範疇上來說﹐ 形成了新的方式方法﹔二是﹐追隨西方詩的創作﹐逐漸形成著自己的風格和流派﹐是與古詩詞創作截然不同的兩個體系﹐儘管有借鑒和繼承﹐然而建立在新的基礎上﹐ 得于外者滋養要大於得于舊體詩的。至于詩的創作本身肯定有共通之處﹐ 不必細論。 所以對新詩的解讀﹐同樣要借鑒外國的方法﹐ 這是語言的架構和創作方式相類必然的結果。然而正由于此﹐ 今天讀詩的人可能用同樣的方法去讀解部份的古詩詞﹐ 會出現我們所謂的語障﹐將今天的語言環境套到了古人身上。
陶淵明有一個著名的讀書法是“不求甚解”﹐ 鄧拓在著文解釋此語時﹐ 講的很透徹﹐這裡的“甚 ”是“過于”的意思﹐ 並非是現代人理解成語的意思。過尤不及﹐ 此“不求甚解“當不能成為讀書不求深領本意的借口﹐ 這對于今人之讀古詩真是恰如其分的批評。 對于讀西方詩﹐ 艾略特(T。S。ELIOT)在其<但丁論>一文中講到﹕“就我個人鑒賞詩的經驗來說﹐ 我總以為在閱讀一首詩以前﹐ 有關詩人及其作品的事知道的越少越好。一句引用﹐一句評論﹐一篇熱心的小論文也許偶而會引起人們閱讀某一作家的動機﹔但是盡心竭力的去準備歷史或傳記的知識對我經常是一種障礙。”這樣的讀詩法﹐是否適合我們讀解古詩呢﹖對一部分的古詩或者不能說不對﹐ 但考慮到古詩詞的創作動機和方式﹐對大部份的古詩的讀解依此而不求甚解﹐ 則肯定是不求甚解了。
基本的原因有明顯的﹐ 如古詩講究用典用事﹐ 如果連本事都不清楚﹐ 搞不好會張冠李戴﹐引出笑話。這是我箋解<錦詩>的時候﹐ 常遇到的情況。如有台灣芷園者解“莊生曉夢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鵑”一聯時雲﹔“望帝本是人名﹐ 這裡卻借來當作隱詞﹐ 有希望于天子之意。是說自己的初意﹐ 本希望天子擢拔﹐ 使自己得以盡忠天子﹐報效國家﹔春心是青年時的心懷﹐ 也就是愛君愛國的愛心。但是到後來﹐卻只落的杜鵑啼血之聲‘為何不歸’﹖”我想這裡就因為不了解古詩創作和曲解用典造成了所謂“可笑”(古京城有十大可笑﹐ 這個解﹐ 如果說的刻薄點﹐ 當屬“解錦瑟” 的十大可笑之一。)﹐ 一是以商隱格律的謹嚴和筆力﹐ 固不至于用“望帝”的成語破開來對“莊生”﹐ 拆開“望”來要化作動詞用﹐ 即使是用為動詞﹐整個語意也無法于上句匹配﹐ 而“帝”竟成為皇帝﹐了解商隱的經歷的人是應當知道商隱一生輟拓﹐雖然曾入秘書省﹐卻是九品小官﹐ 恐怕未與天子謀面﹐說他心期天子﹐
是不合乎其身份的﹐這當然一二句說不清楚﹐但如果知道他的一生經歷和創作的習慣﹐ 是不會有這樣的解釋的﹔二是添加典故的其他內容來點綴本來沒有的意思﹐ 望帝化為杜鵑之”為何不歸”于解者自身的語意都毫不關聯﹐ 更遑論與原詩有什麼關係﹐這同馮浩要用“莊子鼓盆”來定悼亡之意同出一轍﹐為曲解造勢。此人解詩﹐真可謂不求甚解﹐ 直類痴人說夢。
根本的原因在于古詩詞的創作方法﹐ 易為我們忽視。連在古人所謂專門的學者也常會有這樣的問題﹐ 不深入了解作者的創作風格和思想經歷﹐ 用有色眼鏡看待前時代的人﹐出現了很多笑話﹐ 所謂“越代為解”﹐將風俗和思想套到前人頭上﹐正是這樣。此所謂意障。
讀詩要有引入門徑者﹐ 我曾向BARRY君推薦過陳寅恪的書。 陳先生“以史證詩”的學問是人所共知的﹐ 他解元白詩﹐ 解錢柳詩﹐ 繽紛精彩﹐ 讓人嘆為觀止﹐ 從中會有很多收益。 古詩的創作不但要講究平仄格律﹐ 更重要的是借化和轉移﹐這是新体詩不會用到的方法﹐ 在許多舊體詩中卻是主流。西方詩用典往往直指本事﹐不為曲折﹐ 這一點同古詩的創作是有很大不同的。 古詩承詩經和離騷的創作方法﹐ 有“賦﹑比﹑興”等多種手法﹐ 而且借用成典﹐ 換代語境和意象﹐講究用詞遣字的準確﹑蘊涵和典雅﹐ 常以蘭草香花以刺君子美人﹐ 形成了獨特的創作規範和模式﹐這成為解讀古詩的基礎﹐ 也是要求于讀者的基本功。 另外﹐ 古詩的創作﹐ 當然有消遣和娛樂和即情即景之作﹐ 但也有很大部份是有所寄託和寓意的言志或諷刺詩﹐ 常為當時的歷史事件或詩人的遭遇悲歡而作﹐更因為有所忌諱和避嫌﹐曲折本旨﹐難以于紙面求得﹐ 如果按照艾氏的讀詩法﹐ 會是浮光掠影﹐入寶山而空還的。
所以我認為讀古詩﹐ 要知道一點古人創作的知識和經驗﹐ 更要了解圍繞古詩的本事和典故及作者的心境感受﹐不可不求甚解﹐ 不可妄下結論﹐也不可穿鑿附會﹐ 強解人意﹐而是要經過推敲和斟酌﹐細細領會﹐ 方可深入九淵﹐ 探得驪珠。這是解詩﹑讀詩的知性層面﹐是需要一定的學養的。
感性和知性結合﹐才得全面﹐又能做到實事求是﹐方是讀詩的正道。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8-28 4:12:17编辑过]
詩之不可解﹐ 往往是因為讀者對創作者當時的心情和用語遣詞的風格及特定蘊意難以透徹的了解﹐這是讀古詩的一個很大的障隘。至于現代詩﹐尤其是作者故意通過語言造成直達本旨的阻障﹐使詩意朦朧起來﹐更造成解詩上的困難。這裡姑且稱為“語障”和“意障”﹐二者互為作用﹐使詩意曲折幽深﹐ 有言外之美﹐ 語外之境﹐恰如三千弱水外的瀛洲﹐ 可遠觀而不能近就﹐ 正是所謂的詩味﹑意境。
對于現代詩﹐尤其是西方的現代詩﹐ 語障和意障或者不是問題。這裡存在著一個創作方法上的差別﹐ 現代詩的創作﹐ 往往打破時空﹐ 不限于一定的時間和環境﹐ 而是予所調用的意象以主觀的色彩﹐以內在的情感或主題為線索﹐ 來引導詩化意識的流向﹐ 組合意象。如印象派﹐ 意識流的創作方法﹐正是以主觀感情意識為根本來調用景象﹑事物和事件。這裡語言和意象看來混亂﹐實則協調﹐是圍繞詩的主旨而出現和跳躍的。讀這樣的詩﹐ 應當如何呢﹖當然要了解作者的經歷和心境﹐ 但這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對于自身的感受﹐成為讀詩主要方面﹐如接受美學和語言解析等方法多是圍繞這樣的思路進行的。這是解詩﹑讀詩上的感覺層面﹐強調讀者本身的感受。當然這主要指抒情詩﹐ 敘事詩則可以另論。
恰如西園無忌先生所言﹐ 中國現代詩的發展在語言上出現了兩個特點﹕一是以運用白話創作產生了與舊語言即古文的斷層﹐ 在語言範疇上來說﹐ 形成了新的方式方法﹔二是﹐追隨西方詩的創作﹐逐漸形成著自己的風格和流派﹐是與古詩詞創作截然不同的兩個體系﹐儘管有借鑒和繼承﹐然而建立在新的基礎上﹐ 得于外者滋養要大於得于舊體詩的。至于詩的創作本身肯定有共通之處﹐ 不必細論。 所以對新詩的解讀﹐同樣要借鑒外國的方法﹐ 這是語言的架構和創作方式相類必然的結果。然而正由于此﹐ 今天讀詩的人可能用同樣的方法去讀解部份的古詩詞﹐ 會出現我們所謂的語障﹐將今天的語言環境套到了古人身上。
陶淵明有一個著名的讀書法是“不求甚解”﹐ 鄧拓在著文解釋此語時﹐ 講的很透徹﹐這裡的“甚 ”是“過于”的意思﹐ 並非是現代人理解成語的意思。過尤不及﹐ 此“不求甚解“當不能成為讀書不求深領本意的借口﹐ 這對于今人之讀古詩真是恰如其分的批評。 對于讀西方詩﹐ 艾略特(T。S。ELIOT)在其<但丁論>一文中講到﹕“就我個人鑒賞詩的經驗來說﹐ 我總以為在閱讀一首詩以前﹐ 有關詩人及其作品的事知道的越少越好。一句引用﹐一句評論﹐一篇熱心的小論文也許偶而會引起人們閱讀某一作家的動機﹔但是盡心竭力的去準備歷史或傳記的知識對我經常是一種障礙。”這樣的讀詩法﹐是否適合我們讀解古詩呢﹖對一部分的古詩或者不能說不對﹐ 但考慮到古詩詞的創作動機和方式﹐對大部份的古詩的讀解依此而不求甚解﹐ 則肯定是不求甚解了。
基本的原因有明顯的﹐ 如古詩講究用典用事﹐ 如果連本事都不清楚﹐ 搞不好會張冠李戴﹐引出笑話。這是我箋解<錦詩>的時候﹐ 常遇到的情況。如有台灣芷園者解“莊生曉夢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鵑”一聯時雲﹔“望帝本是人名﹐ 這裡卻借來當作隱詞﹐ 有希望于天子之意。是說自己的初意﹐ 本希望天子擢拔﹐ 使自己得以盡忠天子﹐報效國家﹔春心是青年時的心懷﹐ 也就是愛君愛國的愛心。但是到後來﹐卻只落的杜鵑啼血之聲‘為何不歸’﹖”我想這裡就因為不了解古詩創作和曲解用典造成了所謂“可笑”(古京城有十大可笑﹐ 這個解﹐ 如果說的刻薄點﹐ 當屬“解錦瑟” 的十大可笑之一。)﹐ 一是以商隱格律的謹嚴和筆力﹐ 固不至于用“望帝”的成語破開來對“莊生”﹐ 拆開“望”來要化作動詞用﹐ 即使是用為動詞﹐整個語意也無法于上句匹配﹐ 而“帝”竟成為皇帝﹐了解商隱的經歷的人是應當知道商隱一生輟拓﹐雖然曾入秘書省﹐卻是九品小官﹐ 恐怕未與天子謀面﹐說他心期天子﹐
是不合乎其身份的﹐這當然一二句說不清楚﹐但如果知道他的一生經歷和創作的習慣﹐ 是不會有這樣的解釋的﹔二是添加典故的其他內容來點綴本來沒有的意思﹐ 望帝化為杜鵑之”為何不歸”于解者自身的語意都毫不關聯﹐ 更遑論與原詩有什麼關係﹐這同馮浩要用“莊子鼓盆”來定悼亡之意同出一轍﹐為曲解造勢。此人解詩﹐真可謂不求甚解﹐ 直類痴人說夢。
根本的原因在于古詩詞的創作方法﹐ 易為我們忽視。連在古人所謂專門的學者也常會有這樣的問題﹐ 不深入了解作者的創作風格和思想經歷﹐ 用有色眼鏡看待前時代的人﹐出現了很多笑話﹐ 所謂“越代為解”﹐將風俗和思想套到前人頭上﹐正是這樣。此所謂意障。
讀詩要有引入門徑者﹐ 我曾向BARRY君推薦過陳寅恪的書。 陳先生“以史證詩”的學問是人所共知的﹐ 他解元白詩﹐ 解錢柳詩﹐ 繽紛精彩﹐ 讓人嘆為觀止﹐ 從中會有很多收益。 古詩的創作不但要講究平仄格律﹐ 更重要的是借化和轉移﹐這是新体詩不會用到的方法﹐ 在許多舊體詩中卻是主流。西方詩用典往往直指本事﹐不為曲折﹐ 這一點同古詩的創作是有很大不同的。 古詩承詩經和離騷的創作方法﹐ 有“賦﹑比﹑興”等多種手法﹐ 而且借用成典﹐ 換代語境和意象﹐講究用詞遣字的準確﹑蘊涵和典雅﹐ 常以蘭草香花以刺君子美人﹐ 形成了獨特的創作規範和模式﹐這成為解讀古詩的基礎﹐ 也是要求于讀者的基本功。 另外﹐ 古詩的創作﹐ 當然有消遣和娛樂和即情即景之作﹐ 但也有很大部份是有所寄託和寓意的言志或諷刺詩﹐ 常為當時的歷史事件或詩人的遭遇悲歡而作﹐更因為有所忌諱和避嫌﹐曲折本旨﹐難以于紙面求得﹐ 如果按照艾氏的讀詩法﹐ 會是浮光掠影﹐入寶山而空還的。
所以我認為讀古詩﹐ 要知道一點古人創作的知識和經驗﹐ 更要了解圍繞古詩的本事和典故及作者的心境感受﹐不可不求甚解﹐ 不可妄下結論﹐也不可穿鑿附會﹐ 強解人意﹐而是要經過推敲和斟酌﹐細細領會﹐ 方可深入九淵﹐ 探得驪珠。這是解詩﹑讀詩的知性層面﹐是需要一定的學養的。
感性和知性結合﹐才得全面﹐又能做到實事求是﹐方是讀詩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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