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美国疫情纪事：新冠悲剧背后的错误与挣扎

to be continued

3、蛋白

大约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下不了床：腰部以下都瘫痪了。那是50年代初小儿麻痹症的年代，这病还没有治愈的方法。我还记得母亲眼中的惊恐。我们的家庭医生来看我，他坐在床边，量了量我的体温和脉搏。除此之外，他无能为力。当时，小儿麻痹症的恐怖笼罩着世界各地的儿童和家长。

我是幸运的。过了一天左右，腿又能动了。我一直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短暂的瘫痪，但这段往事记忆深刻。1955年，乔纳斯·索尔克发明的小儿麻痹症疫苗问世后不久，我和其他数百万儿童一起接种了疫苗。

所以，当我走进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主校区的40号楼时，也是出于个人兴趣。那里有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疫苗研究中心副主任、病毒致病实验室和转化科学核心主任巴尼·格雷厄姆医生在二楼工作。他研究病毒如何引起疾病，并设计疫苗。

关于格雷厄姆，你会注意到他的很多特点，身材高大，195厘米，留着灰色山羊胡，举止干净利落。格雷厄姆在传染病研究院的上司安东尼·福奇告诉我，“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了解疫苗学。”

开始那几年真的很艰难，几乎所有得病的人都死了。

格雷厄姆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他研究过的各种病毒的3d彩色打印图，包括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和流感病毒。今年早些时候，我在准备一部出版小说《十月底》，这是一部关于致命传染病的小说，格雷厄姆帮我设计了一种虚构的病毒，并为它研制了疫苗。

在我们的合作中，我开始意识到像格雷厄姆这样的研究人员本质上是解谜者。在过去的一年里，他解决了现代科学中最重要的谜题之一。他是首批获准紧急使用的新冠疫苗的总设计师，疫苗由Moderna和辉瑞公司生产，两者只是在输送系统上有所不同。

格雷厄姆的墙上有一张堪萨斯州地图，他是在那里长大的，父亲是一位牙医，母亲是一位教师。在童年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住在养猪场里。

格雷厄姆和他弟弟干了很多农活。在和动物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学到了很多兽医学知识。在莱斯大学，他主修生物学，然后在堪萨斯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并在那里遇到了妻子辛西娅，一名精神科医生。

1978年，在医学院的一次传染病轮岗中，他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度过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了福奇。“我的妻子辛西娅注意到我当时是多么兴奋，”格雷厄姆回忆说。“人们的想法互相碰撞，我妻子认为我会在那里奋斗一生。”

但是首先，他和辛西娅必须完成住院实习。两人想住在同一个城镇，这是许多职业情侣都面临的问题，而且辛西娅是黑人，这使他们的情况更加复杂。她建议搬去纳什维尔（Nashville，田纳西州首府），这样他可以申请范德比尔特医学院，而她可以申请梅哈里医学院，那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医学院。田纳西州最近才废除了一项禁止跨种族通婚的禁令。

平安夜，格雷厄姆开车从马里兰州回堪萨斯州时，在范德比尔特医学院停留了一下。令他惊讶的是，实习项目主任托马斯·布里廷汉姆当时就在他的办公室，并且愿意立即与他见面。谈话结束后，格雷厄姆告诉布里廷汉姆，“我知道这是南方，我要娶一个黑人女性，如果你们不能接受，我就不能来这里了。”

布里廷汉姆说这不是问题，立刻就对格雷厄姆表示欢迎。辛西娅也被梅哈里医学院录取了，所以他们搬到了纳什维尔。

到1982年，格雷厄姆已成为纳什维尔综合医院的住院总医师。那一年，他接诊了一个同时患有五种感染的病人，包括隐球菌脑膜炎和单纯疱疹。这是个谜，因为大多数感染一般都是单独发生的。

医护人员吓坏了。格雷厄姆意识到他正在治疗田纳西州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他说，“我们让他活了三个星期。”

数百万人的命运被这种无情的、难以捉摸的疾病所改变，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当时还是新兴领域的免疫学被这场战斗彻底改变了。

“我们花了几年时间才搞清楚HIV是一种病毒，”格雷厄姆说，他开始进行疫苗试验，“直到90年代中期，我们才有了像样的治疗方法。开始那几年真的很艰难，几乎所有得病的人都死了。”

很有可能，在遥远的过去，感冒病毒和新冠病毒一样致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产生了抵抗力。

2000年，国家卫生研究院聘请格雷厄姆创建了一个疫苗评估诊所。他坚持保留一个由24位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实验室，他的实验室主要研究三类呼吸道病毒的疫苗：流感，冠状病毒，和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称为呼吸道合胞体的病毒（RSV），这种病毒在新冠疫苗的研发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会导致儿童喘息性肺炎，并且比其他疾病更容易导致5岁以下儿童住院。作为最后一种没有疫苗的儿童传染病，它和季节性流感一样导致老年人死亡。它的传染性很强，为了阻止其在医院儿科病房的传播，工作人员必须戴手套、口罩和护目镜；如果遗漏了其中任何一项，RSV病例就会激增。

与新冠病毒一样，它通过颗粒飞沫和被污染的表面传播。在20世纪60年代，一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RSV疫苗使儿童病情加重，并导致两人死亡，致死原因是一种被称为疫苗增强病的综合征。格雷厄姆花了20年的时间试图解开RSV的成因之谜，但他所需要的技术仍在开发中。

2008年，他的运气来了。研究艾滋病毒疫苗的博士后杰森·麦克莱伦离开了楼上的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尽管有非凡的技术进步和设计疫苗的精妙新理论，但艾滋病毒仍被认为无法用疫苗来解决的。麦克莱伦回忆说，“我当时想，还是换一种更容易对付的病毒来试验吧，格雷厄姆认为RSV是用来研究基于结构的疫苗的完美选择。”

疫苗可以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病毒并对抗病毒。利用成像技术，结构生物学家可以直观地了解病毒及其蛋白质的轮廓，然后复制这些结构来制造更有效的疫苗。麦克莱伦谈到他的研究领域时说：“我们可以通过结构的认识来确定功能，就像看到一辆有四个轮子和门的汽车，就可以推断它是运输工具。”

RSV病毒颗粒的表面有一种名为F的蛋白质。在蛋白质的顶部有一个称为抗原表位的斑点，它是体内抗体的着陆点，然后病毒会被消灭。但是当病毒侵入细胞时，会有不寻常的反应，F蛋白勃起膨胀，掩盖了抗原表位，有效地隐藏了它，使抗体无法消灭入侵的病毒。不管怎样，麦克莱伦必须阻止F蛋白的膨胀。

那个时候，疫苗学家使用的主要成像工具之一，低温电子显微镜，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可视化病毒蛋白，因为病毒蛋白质极其微小。麦克莱伦说，“整个领域被称为超微小生物学（blobloology）。”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发展了x射线晶体学方面的专业知识。用x射线照射一种病毒，或者仅仅是病毒上的一个蛋白质结晶，湿气产生散射图案，就像霰弹爆炸一样。

通过这种方法，从电子的分布就可以确定结晶物的结构。麦克莱伦给我看了一个RSV病毒上F蛋白的“原子学解释”，这个蛋白质可视化后看起来像一堆粟米膨化零食。这个很考验想象力，在这个抽象的世界里，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及其团队对F蛋白进行操作，基本上是通过克隆它，并插入突变而将限制它的膨胀。麦克莱伦说：“这里面有很多操作的艺术。”

2013年，麦克莱伦和格雷厄姆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基于结构的呼吸道合胞病毒融合糖蛋白疫苗的设计》（Structure-Based Design of a Fusion Glycoprotein Vaccine for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演示了他们如何稳定F蛋白，防止它的膨胀来保护抗原表位，抗原表位正是疫苗中引发免疫反应的部分，这样疫苗产生的抗体就可以攻击F蛋白，消灭病毒。

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确定他们的疫苗可以给孕妇注射，并给腹中的胎儿提供足够的抗体，使其在前六个月的关键期存活下来。这篇论文开辟了与传染病作斗争的新战线。在随后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该团队宣称，他们已经建立了“基于结构的疫苗设计概念的临床证明”，预示着“精准疫苗学时代”到来的RSV的疫苗正处于人体试验的第三阶段。

2012年，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出现在沙特阿拉伯。这种病毒非常危险：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死亡。不幸的是，这是十年来的第二种新型冠状病毒。冠状病毒已经感染人类长达八个世纪之久，但在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征之前，它们只引起普通感冒。很有可能，在遥远的过去，感冒病毒和新冠病毒一样致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产生了抵抗力。

使用高倍透镜，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改良了MERS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创造了疫苗。在老鼠身上效果很好。他们正在研制一种人类适用的版本，但在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导致数百人死亡后，这种病毒对人类的直接威胁逐渐消失，研究经费也随之逐渐减少。

格雷厄姆感到沮丧，他认为这样的反应是目光短浅的，但他同时也很清楚他的精力不会白费。目前已知有二十多种病毒会感染人类，而格雷厄姆的实验室研发的战胜RS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武器可能会用在别的病毒上。

传递改良蛋白质的最佳途径是什么？格雷厄姆了解到，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Moderna，已经在被称为信使RNA的遗传物质条带上编码了一种改良过的蛋白质。该公司从未向市场推出过疫苗，而是专注于提供罕见疾病的治疗，而这些疾病的利润不足以引起大型制药公司的兴趣。但是Moderna在RNA上编码改良蛋白质的做法非常有效。

在小白鼠身上，格雷厄姆已经证明了基于结构的疫苗对中东呼吸综合征有效，同时对另一种特别致命的尼帕病毒也有效。2017年，格雷厄姆组织了一个防疫示范项目，使用Moderna的信使RNA平台，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尼帕病毒制作人类疫苗。大约三年后，当他准备开始尼帕病毒疫苗的人体试验时，他听到了来自武汉的消息。

格雷厄姆打电话给麦克莱伦，麦克莱伦正好在犹他州的帕克城，穿着热塑的滑雪靴。

如果他的疫苗起作用，数百万人可能会活下来，但如果计划失败或推迟，那就是格雷厄姆的错。

麦克莱伦已经成为结构生物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并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录用，在那里他可以使用低温电子显微镜。作为一个非常了解格雷厄姆的人，麦克莱伦察觉出他声音里的紧迫感。格雷厄姆怀疑中国出现的肺炎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他试图获得基因组序列。这是一个在现实环境中验证他们理论的机会。麦克莱伦和他的团队愿意“重回战场”并帮助他制造疫苗吗？

“当然，”麦克莱伦说。

“我们在1月10日周五晚上拿到了所有的序列，” 格雷厄姆告诉我。这些照片是中国人贴在网上的。“我们11号一醒来，就开始设计蛋白质。”
9天后，新冠病毒正式抵达美国。

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下载了SARS-CoV-2的序列后不到一天，他们就设计出了修改过的蛋白质。如此神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如何改变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1月13日，他们把他们的计划交给了Moderna，进行生产。六周后，Moderna开始将疫苗用于临床试验。

格雷厄姆告诉我，开发过程之快“创下历史记录”。

一般来说，从研制出疫苗到生产出可供测试的产品，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优先考虑安全性和成本，而不是速度。

格雷厄姆在设计疫苗时必须做出几个关键决定，包括从哪里开始编码信使RNA上的尖刺蛋白序列。错误的选择可能会降低疫苗的有效性，使其变得毫无价值。他征求同事的意见。每个人都说最终的决定取决于他，因为没有人比他拥有更丰富的设计疫苗的经验。最终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然后，在Moderna已经开始制造过程后，公司发回了一些初步数据，这让他担心自己搞砸了工作。格雷厄姆惊慌失措，他向来是个沉稳冷静的人，所以妻子辛西娅感到惊慌。她说：“这是一场我在他身上从未看到的信心危机。”

能否迅速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至关重要。格雷厄姆的实验室起步很快。如果他的疫苗起作用，数百万人可能会活下来，但如果计划失败或推迟，那就是格雷厄姆的错。

在这种疫苗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后，很明显，格雷厄姆的设计选择是合理的。第一次人体试验于3月16日开始。一周后，Moderna开始扩大产量，达到每月100万剂。

造福人类。 FDR 1921年被诊断得了poliomyelitis。


The Spanish Flu lasted " from February 1918 to April 1920, it infected 500 million people".
When will the pandemic end? 

6、失控二月

波廷格意识到，疾控中心就像一个小啤酒作坊

1月20日，也就是中国公布SARS-CoV-2基因序列的第10天，美国疾控中心已经开发出了一种诊断测试。据报道，部长阿扎尔向特朗普吹嘘说，这是“我们有史以来创造的最快的测试”，并承诺在几周内准备好100多万套检测设备。

阿扎尔后来否认了这一点。

但美国食品药物监管局直到2月4日才批准投入使用，然后一切都乱了套。

这次测试的失败，标志着美国错失了控制危机蔓延的第二次机会。疾控中心决定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授权条款，生产检测试剂盒，并将其分发给公共卫生实验室。雷德菲尔德说，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了测试的蓝图，并鼓励这些实验室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请许可，创建自己的测试。

但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的首席执行官斯科特·贝克尔告诉我，实验室根本没有意识到流程的变化。他们一直在等待疾控中心提供检测，就像之前一直做的那样。

在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一次会议上，雷德菲尔德宣布，疾控中心将向五个“哨兵城市”发送数量有限的检测试剂盒。波廷格惊呆了：为什么不把它们送到各地去呢？

他了解到疾控中心做的测试试剂，数量有限，所以必须去找像罗氏或雅培这样的分子检测公司，这些公司有经验和能力每月生产数百万份测试品。波廷格意识到，疾控中心就像一个小啤酒作坊，他们不是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美国最大的啤酒酿造公司）。”

当时，制药公司礼来的前高管阿扎尔领导着冠状病毒工作组。他同意波廷格的观点，认为测试工具需要广泛分发，但现状没有任何改变。

工作组中的每个人都明白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他们每个工作日都参加会议，周末还要开电话会议，连朝鲜和伊朗都没有受到如此集中的关注。然而，政府根本没有完成控制疫情的关键任务。阿扎尔私下或在特别小组会议上说的话，到了特朗普面前就变了——他向雷德菲尔德和疾控中心施压，抱怨他们测试推迟，同时向特朗普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疾控中心检测盒数量瓶颈意味着，检测最初仅限于来自中国或与感染者密切接触的有症状患者。即使是在治疗患者时出现了类似新冠症状的医护人员，也难以得到检测机会，因为疾控中心的能力太有限了。

波廷格经常与他的哥哥保罗保持联系，保罗是西雅图的一位传染病医生。

“你有足够的试剂盒吗？” 波廷格问他。

“我们没有用到疾控中心的哪怕一个试剂盒，”保罗回答说。“他们来得太慢了。”

他们也没有被批准用于筛查无症状患者。西雅图的医生们设计了一个自制的诊断平台，但他们的检测能力远远低于需求。保罗正在疯狂地设置分流程序，判断哪些病例是新冠肺炎，并着手隔离这些病人，以防止他们感染医院的每个人。

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微生物学家立刻意识到污染的危险。病毒DNA可以在表面停留数小时甚至数天，掺杂在检测材料中。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们每天都要擦拭他们的仪器。

2014年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退休的台湾微生物学家欧金毅说过，他在研发一种针对婴儿的HIV检测方法时，不让清洁工进入他的实验室，而是自己拖地。在一些实验室里，晚上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会打开紫外线灯，杀死可能在地板上或实验室长凳上残留的DNA。一个病原体就像一枚简易炸弹：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是致命的。

疾控中心检测试剂盒的开发，是由来自加拿大的微生物学家、斯蒂芬·林德斯特伦监督的，他以长期在高压下工作的能力而闻名。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们在他的领导下开始每天16个小时的工作，生物技术核心机构负责生产用于检测流感、艾滋病毒和非典等病原体的组件。

为了节省时间，林德斯特伦要求核心设施生产冠状病毒片段的组件和模板，用于生成疾控中心测试的阳性对照。但是，就在检测盒装箱寄出去的时候，最后一道质量控制程序出现了问题，可能会导致测试失败的几率达到33%。

一个也许来自林德斯特伦，也许来自他的上级的决定，要求不管怎样都要把检测工具包送过去。

根据ProPublica（一个总部设在纽约的独立非盈利新闻编辑部）的说法，林德斯特伦告诉同事：“不成功，便成仁。”

疾控中心没有让林德斯特伦回复这事儿。

公共卫生实验室几乎同时意识到试剂盒有问题。实验室被要求做一个阴性对照——例如，使用无菌水——测试结果一直显示假阳性。

疾控中心的检测试剂盒有三套引物和探针，它们是一小段核酸，可以发现病毒中的RNA片段，并进行复制，直到达到可检测的水平。其中两种针对SARS-CoV-2，第三种用于检测所有冠状病毒，以防病毒发生变异。

第三个组件失效了，公共卫生实验室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2月9日，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首席执行官斯科特·贝克尔，代表实验室与疾控中心进行了沟通，请求批准使用不含第三种组件的检测。

他对我说，“对方沉默以对。”

后来，他得知疾控中心的内部审查显示，在检测试剂盒被送出之前，疾控中心没有通过质量控制检查，“那是一记重击。”贝克尔说。

如果这家人留在越南，如果船在风暴中沉没，如果海盗杀害了他们，如果他们没有被想要帮助他们重获新生的美国人收留，之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2009年时波廷格在喀布尔，这是他作为海军陆战队成员参与的最后一次部署。当他穿过一条连接美国大使馆的隧道时，经过了一名年轻女子，然后突然转过身来，这名女子叫颜杜恩。她正在与阿富汗政府合作改善HIV检测。

“当时大概是晚上七点钟，” 颜杜恩回忆说。“他走到我面前，问我知不知道某某的办公室在哪里。我在想那个办公室这个时间早就已经关门了，那只是个搭讪的花招。”

两人于2014年结婚。

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波廷格在马萨诸塞州长大，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主要跟母亲和继父生活在一起。他的父亲斯坦利·波廷格是尼克松政府的一名律师。波廷格对语言很有天赋，他在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主修汉语和日语，这样他获得了去中国做记者的机会。

1979年，当全家离开越南时，颜杜恩只有6个月大，坐着她父亲在糖厂偷偷造的一艘船。在海上，总共装了68人的船遭遇了风暴，几乎倾覆，之后又遭到了海盗抢劫。

最后，这家人到达了印度尼西亚的一个难民营。六个月后，杜恩夫妇得到了长岛美国教堂的赞助，来到了汉普顿。颜杜恩的母亲打扫房子，做针线活，然后在面包店找到一份工作。她的父亲粉刷房屋，从事建筑工作。最终，他们攒够钱送颜杜恩去了寄宿学校。

对科学感兴趣的颜杜恩爱上了病毒研究。她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了药理学博士学位。2007年，她成为了疾控中心的一名病毒学家，并在那里开发了一种衡量艾滋病发病率的全球标准检测方法。如果这家人留在越南，如果船在风暴中沉没，如果海盗杀害了他们，如果他们没有被想要帮助他们重获新生的美国人收留，之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她说，“污染打败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

颜杜恩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级实验室顾问，她告诉丈夫检测试剂盒有问题。颜杜恩向波廷格解释说，一旦中国人在网上公布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引导物就很容易设计了。“这是一个标准化任务，”她告诉他。

但SARS-CoV-2是一种“粘性”的RNA病毒，它容易附着在任何表面。受污染是检测试剂盒失败的唯一合理解释，也许有什么东西进入了引物和探针。她说，“污染打败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

这就是为什么原始的实验室环境至关重要。

2月10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知道，有10家用了疾控中心检测试剂盒的实验室报告了检测失败。疾控中心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保证，它可以迅速解决第三个组件的问题。

特朗普政府，尤其是阿扎尔，坚持继续提供疾控中心的试剂盒。虽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规定通常要求，任何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的程序都必须完全按照设计来使用，但本可以允许公共卫生实验室继续使用疾控中心的检测试剂盒，只要不使用第三个组件即可，正如他们一直请求的那样。

即使没有第三种组件，测试套件也基本奏效，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表示，它没有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来证明这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合理的。

疾控中心想要坚持其最初的设计，此外，大学科学家、医院研究人员和商业实验室都渴望开发自己的测试，但他们受到了能授权紧急使用的官僚体系的阻碍。

2月12日，疾控中心估计需要一周时间重新制造第三个组件。六天后，雷德菲尔德告诉阿扎尔，可能需要等到三月中旬。到2月21日，全美只有7个实验室证实检测盒有效。雷德菲尔德承认，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新的检测盒。

2月22日，星期六，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派体外诊断和放射卫生办公室主任、蒂莫西·斯坦泽尔医生前往疾控中心调查检测出了什么问题。到了那里，没有人接待他，他被拒之门外。第二天，他被允许进入大楼，但禁止进入任何实验室。

当时是周末。斯坦泽尔打了几个电话。在他最终获准参观生产试剂盒的实验室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在一间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分析病人的样本，而这间实验室里恰恰是组装检测原料的房间。

测试非常敏感，如果一个人不换实验服就走进房间，衣服上都有可能携带病毒物质，从而干扰测试。华尔街日报后来报道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官员形容疾控中心的实验室“脏乱差”。这个机构一向以专业能力而自豪，结果去年成了他们有史以来名誉最受伤的一年。

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内部消息，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向斯坦泽尔医生表示，“斯蒂芬·林德斯特伦医生同时监管不同的实验室，这位医生允许他们在同一间实验室存放正负对照材料，这违反了他们的书面协议。”

最显而易见的补救办法是将部分测试的制造工作外包给两家承包商。一周之内，就有数以万计的检测盒就可以投入使用了。但美国从未采取任何措施去弥补失去的二月。

我最近问了雷德菲尔德——这个留着白色络腮胡的圆脸男人，污染是怎么发生的，是否有人要为这些损坏的检测盒负责。他含糊地回答说，有一个新人没有遵守规定，也可能是一个设计上的缺陷，这两个错误都有可能。

他说，“当我们进行内部审查时，我很难过。”

他承认疾控中心不应该大规模生产这种检测工具，“我们不是生产工厂。”

但是他又坚称，“公共卫生实验室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你只需要把病人样本送到疾控中心。”

但事实上，疾控中心没有能力处理成千上万的检测。

疾控中心并不是这次延误的全部原因。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本可以批准不使用有问题的第三种组件，或者对其他实验室开发的测试放松控制。但是直到2月26日，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才允许公共卫生实验室使用不含第三种组件的疾控中心检测试剂盒，其他实验室在2月29日后才能进行自己的测试。

阿扎尔认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应该要对没有替代测试负责。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非但没有更加变通，反而变得更加谨慎。”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实际上禁止了美国所有其他的新冠病毒检测，专员史蒂文·汗否认说，“这是不正确的”，并指出目前有超过300种测试得到了批准。但是在二月底时，美国就只有一项测试。

不管延迟主要是由疾控中心还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造成的，这两个机构确实都由阿扎尔监管。

没有检测试剂盒，追踪接触者的工作受阻；在没有接触者追踪的情况下，病毒在传播的道路上畅通无阻。在全国范围内，美国从未有过足够可靠的、在两天内能得到结果的测试盒。相比之下，韩国得益于全民公共保险和从2015年MERS疫情中吸取的教训，提供了免费和快速的检测，并在接触者追踪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这对切断感染链至关重要。

韩国目前为止共记录了约5万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美国现在每天报告的数字，已经是这个数字的四倍多。

7、兵临城下

“这是基于以前的呼吸道病毒而得出的结论，全球公共卫生最基础的组织简直是自取其辱。人的天性中有个劣根性，那就是，鞭子不打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的。”

“有一天，它会奇迹般地消失，”特朗普在2月27日告诉美国人民。

当时，美国已知的新冠肺炎病例只有15例，而且几乎所有病例都涉及旅行者或与其密切接触的人。

就在特朗普做出承诺时，生物科技公司百健（Biogen）的175名员工正从波士顿万豪酒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回家。与会者中有许多人来自其他州或其他国家，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两天，聚集在宴会厅和拥挤的电梯里，一同在健身房锻炼。

很快，许多人病倒了。

麻省总医院、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SARS-CoV-2很可能是由一个人带到会议去的。他们感染的病毒株发生了不寻常的突变，使研究人员得以跟踪其传播，大约有100名会议相关人员最终测试呈阳性。

在最近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报告说，仅在美国，百健公司的传染就可能导致30万例病例。

在研究的最初阶段，也就是2月和3月，研究人员对数据感到困惑，甚至无比灰心。

“传播的速度和程度表明，它不是一系列一对一的传播，”该研究的首席作者雅各·勒米厄医生告诉我。相反的，它是“一对多的传播”，这引发了是否通过空气传播的问题。

“在当时，这种想法是异端邪说，”勒米厄说，“我们不敢深思这个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染控制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口罩将在防护中扮演核心角色，尤其是在室内。

但世界卫生组织一再宣称，是大量呼吸道飞沫，比如打喷嚏或咳嗽会产生的那种，导致了传播。这并不是基于新病毒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勒米厄说，“这是基于以前的呼吸道病毒而得出的结论，全球公共卫生最基础的组织简直是自取其辱。人的天性中有个劣根性，那就是，鞭子不打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的。”

世界各地都在研发疫苗，但波廷格听说，疫苗最早要18个月才能上市。即使如此，也是创纪录的速度。一种疫苗必须经受三次实验，实验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以确其定安全性、有效性和适量性。制药公司随后才会投资生产，从数千剂增加到数百万剂。

波廷格和贸易顾问纳瓦罗提出了一种从根本上缩短时间的方法：向企业支付报酬，让它们生产仍在试验、可能永远不会被使用的候选疫苗。只要任何一种疫苗最终获得成功，美国人就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接种疫苗。

2月底，纳瓦罗写了一份报告，提议拨款30亿美元追加预算，以支付加速疫苗生产、一线工人的个人防护用品以及有效疗法的费用。阿扎尔意识到，有必要加大预算补贴，但在与特朗普的代理幕僚长马尔瓦尼会面后，他宣布，8亿美元暂时足够了。

波廷格怒不可遏。

现在，中国境外的病例比中国境内的多了，意大利和伊朗已经爆发。然而，马尔瓦尼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坚持认为，这场传染病是一种恶性流感，只能被动忍受。

在家里，波廷格愤怒地对妻子颜杜恩说，8亿美元只是支持疫苗研发进入第三阶段试验所需资金的一半。

“打电话给黛比，”颜杜恩建议。

美国再也没有办法自欺欺人了。

黛比就是黛博拉·伯克斯，美国全球艾滋病协调员。80年代中期，作为一名军医，黛比在福奇的诊所学习免疫学和艾滋病。他们一起走在走廊上，看着病人死去。然后，黛比转到了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在那里她从事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疫苗的研究。

在沃尔特里德，黛比与雷德菲尔德合作。从2005年到2014年，她领导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全球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部门，成为了颜杜恩的上司。众所周知，黛比注重效率、听从数据，但也很专制。颜杜恩形容她“超级专注”，并补充说，“她精力充沛，对工作要求超高，这让人恼火。”

这正是波廷格要找的人。

波廷格打电话给黛比时，她正在约翰内斯堡，应邀担任协调员，此时加入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使她很矛盾。当她刚开始在疾控中心工作时，一些非洲国家的艾滋病感染率高达40%。通过公共卫生措施的稳步实施和非洲各国政府的坚定合作，这种病毒的传播已经大大减少。如果她现在转移方向，数字会不会暴涨呢？

不过，考虑到新冠病毒很可能会在她致力于保护的免疫缺陷人群中肆虐，她决定去华盛顿。

随着3月的临近，阿扎尔部长不得不在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前为他的追加预算请求辩护。早些时候，参议员们被告知美国可能会爆发一场严重的冠状病毒疫情。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帕蒂·默里是该委员会的成员。

“你已经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她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国家每天都在准备着。”

默里说：“你给我发了一份补充材料，我完全看不明白。”

她列出了阿扎尔认为必要的行动。这些都没有列在预算中，“你们有没有囤积我们被告知需要的关键物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等？”

“我们有国家战略储备呼吸机，我们有口罩，我们有——”

“够了吗？”

“当然不够，否则我们也不会要求追加资金，”阿扎尔说。

“我在你的请求中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囤积这些物品需要的数字，”默里说。

阿扎尔说，细节正在制定中。

默里坚持说她很担心政府的态度。“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储备那好些我们可能需要的东西，”她总结道，“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了。”

2月27日，疾控中心开始允许没有去过中国、或没有与已知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检测。第二天，华盛顿州的医生对来自西雅图郊区柯克兰一家疗养院的两名病人进行了检查，这两名病人患了肺炎，新冠测试结果都呈阳性。美国再也没有办法自欺欺人了。

然而，特朗普还在继续忽悠。他宣称，“我们正在测试所有需要测试的人，有问题的很少。”

2月29日，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利报告说，他的州有人死于新冠肺炎。这是美国第一例正式的死于新冠的病例，尽管后来证实有两名加州人早在几周前就死于该病毒，并且可能还有其他许多更早的病例。

英斯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参议员默里的一个亲戚几年前曾在柯克兰监狱服刑。“我知道那里有多少人进进出出，有访客，也有工作人员，”她告诉我。

她对自己说，“天呐，这种传染性病毒，不可能只存在于疗养院里。”

很快，默里的朋友们也生病了。她催促他们去做检查，但他们说，“我问了我的医生，问了郡公共卫生部门的人，也问了州卫生部门的人，没人提供这种检测。”

国家的状态陷入一片混乱。然而，在参议院的听证会和简报会上，她没有看到协调努力和应该有的紧迫感。

民主党核心小组会议在巴尔的摩时，默里收到了女儿的短信，她的孩子在养老院附近上学。“他们关闭了学校，”她的女儿说。她补充说，“孩子们病了，老师们也病了。这真的很可怕。”

默里告诉她的同事，“我女儿的学校关闭了，兵临城下了”。

9、恶性循环

但是，这也许是他第一次以真正全美的领导者形象出现，一个愿意负全责的总统筹。如果他继续扮演这一角色，美国在危机蔓延时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副总统迈克·彭斯代替了阿扎尔负责疫情特别小组，但阿扎尔仍是其中一员，开会的时候，参会者经常彼此泼洒着着尖刻的言辞。

彭斯的前国土安全顾问奥利维亚·特罗耶告诉我，“我无法形容白宫里这些疯狂的派系。我经常想，如果这些人能更多地专注于为国家干实事，而不是互相拆台，那我们的处境会多么地不同啊。”

她回忆说，官员们认为福奇对媒体“过于直言不讳”，白宫顾问、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纳瓦罗等特朗普的手下，抱怨他“口无遮拦”。

特罗耶还简洁地总结了政府对黛比医生的普遍看法，“他们恨她。”

在特别工作组的简报会上，黛比通常会展示一张幻灯片，特罗耶有一次看到白宫工作人员翻白眼。彭斯的幕僚长马克·肖特说，“她还要在美国制造恐惧氛围到什么时候？”

3月11日，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成员拥挤在总统办公室里，库什纳、伊万卡、国务卿蓬佩奥和其他十几个人也加入了。据当时做记录的官员称，黛比和福奇曾主张关闭欧洲旅行。

“你预防了一个种子病例，就等于预防了一大堆的病例，”黛比解释说。

雷德菲尔德和阿扎尔也认为，切断欧洲旅行可能会赢得时间，但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激烈地反驳，这样做会削弱美国经济，引发全球萧条，市场将会崩溃。

“球赛怎么办！”他说，并尖刻的补充，“竞选集会也别搞了！”

一小时后，特朗普有了另一个会议，他请彭斯继续主持讨论。这群人退到内阁会议室接着争吵，努钦认为，一定有办法在不禁止旅行的情况下遏制病毒传播，“老年人的风险很高，为什么不把最脆弱的人隔离起来呢？”

“老人占了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道。“你不可能把他们都关在酒店里。”

不久前福奇才警告过，疫情将变得更糟，他说，“美国已经没有一片净土了，所有的商业都受到影响。就算今天开始疫情减轻，我们已经迟了三周了。”

当时各大高校纷纷将学生送回家，这反而加剧了疫情的蔓延。

工作组的另一名成员问道，在一个严重的流感季，也可能导致6万美国人死亡。新冠跟严重的流感有什么不同吗？

“这是流感死亡率的20倍，”波廷格争辩道。“这是2%的死亡，而流感是0.1%。”

“如果我们任由它继续下去，可能会有200万人死亡，” 黛比说。“如果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可以将死亡人数保持在15万到25万。“

在当时看来是如此惊人数字，直白的摆到桌面上，官员们压根没法相信。

努钦要求提供数据支持这些数字，他的看法是，美国必须与病毒共存，牺牲航空、游轮和酒店是不值得的。“这会让所有人都破产，”他说。“波音飞机一架都飞不出去。”

“你一直在问我要数据，”黛比尖锐地说。“你要什么样的数据？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的死亡数字吗？”

最后，黛比那一方赢了。

当天晚上，在白宫一次异常正式的演讲中，特朗普宣布，他将在下个月暂停从欧洲前往美国的航班。他承诺，“我们将动用联邦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全部力量来保护美国人民。”

他还签署了一项法案，提供83亿美元帮助疾控中心和其他政府机构对抗疫情，强调了老年人面临的危险，并敦促养老院暂停不必要的探访。

特朗普建议保持社交距离，不要握手——这些都是他自己还没有养成的习惯。

特朗普的演讲还是他一向的信口开河。他声称，保险公司已经同意“免除所有冠状病毒治疗的费用”，其实他们只同意免除检测费用。

但是，这也许是他第一次以真正全美的领导者形象出现，一个愿意负全责的总统筹。如果他继续扮演这一角色，美国在危机蔓延时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与其关注政府有多大，还不如想想它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格伦·哈伯德是一位保守派经济学家，曾担任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疫情爆发后不久，他就在华盛顿参与了有关如何应对金融影响的讨论。哈伯德说，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直担心一个恶性循环——经济上的恶性循环。

当疫情爆发时，世界遭受了供应链冲击，贸易中断，工厂和商店关闭。如果工人们不能很快重返岗位挣钱，供给冲击就会转变为需求冲击，这将进一步削弱供给，从而增加失业率，然后又进一步减少需求，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3月中旬，经济学家哈伯德与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和密苏里州的罗伊·布朗特进行了交流。NBA刚刚暂停了赛季，经济预测令人恐惧。参议员们收到了来自国内企业主充满恐慌的报告。

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自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就已在职，当时国会通过了7000亿美元救助不良资产的法案——这是保守派以前能想象的开支上限。

现在，他们讨论的是数万亿。

扩大赤字和扩大联邦政府的范围，一直是共和党党团会议的忌讳，在一些成员看来，这会有一股社会主义的味道。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在正常时期，他绝不会支持这样的支出。

“你需要做点什么，” 哈伯德警告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政府的规模。更有趣的争论是政府的职能范围。”

他谈到林肯时说，“他决定实施《宅地法》（Homestead Act），授予大学土地，并为横贯大陆的铁路奠定基础。如果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有过利用政府有一番作为的想法，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这样做呢？与其关注政府有多大，还不如想想它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同时是小企业委员会的主席，他想到了餐馆、旅游公司、发廊，这些服务性企业的“生存能力最低”。从财政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国会正在考虑的行动是大逆不道，但另一种选择，企业倒闭，贫困加剧，无限的失业，听起来更糟糕。

参议员们一致认为，采取行动是必要的。结果，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后续问题：财政部此前救助了公司，并发放了支票给个人，却不清楚如何帮助小企业。柯林斯正在研究一项贷款减免计划，卢比奥则试图找出如何通过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现有的贷款网络，创建一项新的贷款计划。

卢比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工资保护计划产生了。”

为了让员工继续工作而欠下的贷款可以被免除，这可以让企业主向员工保证，等到峰回路转的那一天，他们的饭碗还能够保住。

民主党人完全同意，国会很快批准了价值3500亿美元的小企业豁免贷款。整个救助方案的规模甚至更大。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告诉我，“从‘不知道该做什么’发展到900页的计划和2.2万亿美元的预算，只用了大约10天。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哈伯德说，“没有什么比一个巨大的危机更有助于实现两党合作。”

疫苗有了，但是快速给全体民众接种是另外一个问题。据卫生防疫专家：按照目前的条件，即使24小时不停连轴转，我们需要6个月的时间，哪怕有再多的医药公司成功研发出疫苗。
本州政府最近推出一个公益广告，征求退休、换行业的医护人员为2021全民疫苗接种提供帮助。

Yeah, that's what I heard from news that the state of New York is going to do "24/7" in coming days. 

12、小非洲

在疫情肆虐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当艾博尼·希尔顿医生走进病房时，病人们会看到她的手术口罩上面那双大而灵动的眼睛。她的头发和身体都被帽子和长袍遮住了。

她带有南方口音，称自己为“乡村女孩”，这与她自信的态度不相称。当被要求给新冠患者插管时，她说，“这说明这病人快不行了，我之所以要插这根呼吸管，是因为病人的身体正在衰竭，所以如果我不插管，病人就死定了。但如果我给病人插管，我就有被传染的风险。”

38岁的希尔顿，是夏洛茨维尔市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和麻醉师。弗吉尼亚大学医院有大约600个床位，但是希尔顿经常独自奋斗在工作岗位上，“我是整个医院唯一的麻醉师。在这一刻，我得挺住，不能回到房间，让恐惧把我吓倒。”

她继续说，“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停下来犹豫，想着这个病人可能会传染我。你没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你必须穿上工作服立刻行动。”

三月初的一天，希尔顿收到了一个病人，一名患者感染了败血症，这意味着感染进入了她的血液，并在她的身体里肆虐。她的肾脏开始衰竭。通常，医生会怀疑细菌是病因，但感染的传播速度快得令人担忧，而且症状与医生报告的中国和意大利新冠肺炎患者的症状相符。

许多卫生保健工作者注意到，这种感染导致的死亡速度非常快。

希尔顿走进房间，戴着N95口罩。患者已经没有血压，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她缺氧的大脑几秒钟内就会开始死亡。插管过程中，需要在患者肩胛骨下放置一个枕头，使头部向后倾斜，处于“嗅探”的位置。

希尔顿确保病人接受了氧气，并注射了镇静剂和肌肉松弛剂；然后她撬开病人的嘴，把舌头推到一边，插入一个喉镜（一个弯曲的刀片附在一个柄上，看起来像一根拐杖头）。这个装置能将上颚提起，露出声带。如果声带无法露出，压迫喉部会使声带出现。

希尔顿缓慢地将一根塑料管穿过声带之间的狭窄入口，向下插入气管。管子一固定，病人就连上了呼吸机。

三月初的那个病人可能是希尔顿的第一个新冠肺炎患者，但也说不准，因为弗吉尼亚在三月初几乎没有任何检测设备。

“我们这里出了医生、律师、法官——我们这个非洲小社区培养了很多专业人士，因为我们非常重视教育，且彼此照顾。希尔顿来自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

希尔顿来自南卡罗莱纳州斯帕坦堡附近、一个叫做“小非洲”的社区。内战结束后，曾为奴隶的辛普森·福斯特和一个名叫伊曼纽尔·瓦德尔的切罗基人建立了这个社区，作为一个农业避难所。

希尔顿说：“它很小，红灯都没有。我们只有我叔祖父霍布斯的商店，还有为我们准备的零食和其他东西。”

小非洲在蓝岭山脉的山脚下。“当你坐在门廊上时，你可以看到山脊线，”希尔顿的母亲玛丽·希尔顿告诉我。她说，“我们这里出了医生、律师、法官——我们这个非洲小社区培养了很多专业人士，因为我们非常重视教育，且彼此照顾。希尔顿来自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

希尔顿八岁的时候，她的妹妹问妈妈他们是否可以有一个弟弟。希尔顿的妈妈玛丽很意外，但她诚实地回答说，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

“我当时17岁，”妈妈回忆说。“我从没听说过妇产科医生，我们都是去诊所做产检。“

她一个人去看医生，她的母亲正在摘棉花，玛丽想。在一次怀孕检查中，一名技术人员刺穿了她的羊膜囊，导致婴儿早产，男孩出生三天后就死了。

玛丽说，“我告诉希尔顿这段往事的时候，不知道这会改变她的生活。”

希尔顿下定决心要去学医，从那时起，妈妈就开始叫她希尔顿医生。

不久前，希尔顿和她的姐妹布兰迪和凯德兰，为他们素未谋面的哥哥立了一块墓碑，建在小非洲新贝德福德浸信会教堂的墓地里。

“他是个斗士，”希尔顿告诉我。“他试图努力活下来，所以我要代替他完成这个任务。”

希尔顿对自己未来的形象，是通过观看《女医奎恩》（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形成的。她上了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打算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

“一天晚上，当我在做妇产科值班时，有一位女士癫痫发作，她实际上是子痫，有个男人跑进房间，开始发号施令，比如，我要做A线（动脉穿刺和插管，通常在急诊科进行），你来打镁光灯。我靠过去问他是谁啊？其中一个医生说，哦，那是麻醉住院医师，”希尔顿对自己说。“我就想成为那种当出现混乱时，镇定自若知道该做什么的人。”

2013年，她成为1824年成立的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聘用的第一位黑人女麻醉师。2018年，弗吉尼亚大学聘用了她。

“随着我的医学知识越来越丰富，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有孩子，它的死亡风险实际上比我母亲的孩子还要高，”她说。她引用了杜克大学一项研究，其中将种族和教育水平联系起来。“如果你研究一下和我拥有相同学历的白人女性，我的孩子在一周岁前死亡的可能性是她们的五到七倍。历史上黑人女性就是这样。自奴隶时代以来，就健康层面而言，数据并没有改变多少。”

许多少数民族患有相同的疾病。“这就是社会阶层决定健康状况，”希尔顿说。哮喘和慢性呼吸道疾病可能是空气污染的结果，比如来自低收入社区的工厂污染。

“如果你在一个封闭的社区里（通常高档社区才会有封闭设施），你就不会看到这些工厂冒出的滚滚浓烟，因为你有金钱和权力来影响政策制定者说，不能把有污染的工厂放在这里。”

心脏衰竭、肥胖和糖尿病，都与附近是否有健康的餐馆和杂货店有关。她指出，在南卡罗来纳州，五分之一的县没有医院，11个县没有妇产科医生。

希尔顿说，今年2月美国宣布第一例新冠死亡病例的那一刻，她就开始向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发推特风暴（指用户在推特上快速且连续发布讯息的行为）。

“我们知道种族健康差异存在，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就存在了，我们也清楚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她恳求道。“告诉我们你测试了谁，你没测试谁。”

《纽约时报》起诉疾控中心后，美国疾控中心直到7月份才公布了全面的数据。事实证明，这个国家的各个阶层正在经历完全同不的新冠疫情。

总的来说，每1万名美国人就有38例冠状病毒病例。但是，对于白人来说，这个数字是23，对黑人来说，是62人，对于西班牙裔，这个数字是73。在希尔顿的医院，前10名新冠死亡病例中有7个人属于有色人种。

希尔顿和她的同事前往夏洛茨维尔及其周边的少数族裔社区，在教堂和购物中心提供测试。她说，“少数族裔不太可能接受检测，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直接回家，在那里他们会感染整个社区。”

有色人种更容易暴露在病毒下，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工人。“只有五分之一的非洲裔美国人可以在家办公，”她说。“西班牙裔在家办公的只有六分之一。”

弗吉尼亚大学医院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遗嘱都准备好了，希尔顿意识到她会长时间不能陪伴她的狗巴克利，所以她又买了一只小狗，“为我的狗买了一只狗”。她叫它为本特利，她承认它们相处地并不好。

希尔顿的邻居是新冠病房的一名护士，她有两个孩子，因为担心会把新冠传染给孩子，她住在地下室里。

“她被压垮了，她试图帮助别人。她被一个没有做好准备的国家给拖累了。我们应该早做准备的，我们应该提前计划的。”

希尔顿所在的医院经历的最艰难的时刻之一，是49岁的洛娜·布林医生被送进了精神科。她的父亲菲利普·布林是一名退休的创伤外科医生，母亲罗斯玛丽·布林曾是罗娜住院病房的一名护士。洛娜一直住在曼哈顿，在纽约长老会艾伦医院主管急诊室。

当新冠病毒席卷纽约时，她的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有时候会延长到18个小时。她几乎没有睡觉时间。不到一周，布林自己也感染了新冠病毒。她一边在公寓里辛苦工作，一边远程管理她的部门。退烧后，她于4月1日重返工作岗位。

布林以活力而著称。她是一个舞者，还是一个业余管弦乐队的大提琴手。她跑马拉松，开一辆保时捷敞篷车，在业余时间，她攻读MBA。她的姐姐詹妮弗·菲斯特告诉我，“她超级喜欢开派对。”

布林告诉詹妮弗，一名创伤科护士正在急诊室里走来走去，根据病人的脸色对他们进行分类。纽约有如此多的医生生病，以至于布林一度同时在两家医院管理急诊室。

压力大任务重，正如她父亲后来说的那样，布林“就像一匹拉了太重货物的马，再也走不动了，最终倒下。”

一天早上，布林给她姐姐打电话说她坐不起来了。詹妮弗告诉我，“她精神紧张，新冠病毒伤到了她的大脑。”

詹妮弗和她的丈夫科里决定，布林需要回到弗吉尼亚的家中。一位康涅狄格州的朋友开车送布林去费城，另一个朋友带她去了巴尔的摩，詹妮弗在路边等着开车送她回夏洛茨维尔。

布林在弗吉尼亚大学医院度过11天，她很害怕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她知道，执照颁发委员会可能会标记她患有精神疾病。在被新冠感染之前，布林从来没有任何精神不稳定的迹象。詹妮弗和丈夫都是律师，他们向她保证不会吊销她的医师执照。布林似乎有所改善，她甚至尝试在手机上做MBA作业。

詹妮弗在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把布林带回家。第二天，布林自杀了。

这一场疫情给已经精疲力竭的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增加了难以想象的压力。詹妮弗告诉我，“她被压垮了，她试图帮助别人。她被一个没有做好准备的国家给拖累了。我们应该早做准备的，我们应该提前计划的。”

布林“就像一匹拉了太重货物的马，再也走不动了，最终倒下

知道有那样的事情，很多人都非常非常震撼，这比病毒本身致人死亡更具冲击力。

14、那个不戴口罩的男人

在特朗普的白宫戴口罩似乎是一种近乎叛国的行为。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控制感染的机会是口罩，这是最简单、最经济，或许也是最有效的。但美国政府和美国没有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3月4日，马特·波廷格开车前往白宫时，正在与一位中国医生通话。他一边开车，一边在信封背面做笔记，他听到了关于中国如何控制病毒的宝贵新信息。

这名医生提到了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它在美国刚刚成为一种可能的治疗方法。医生强调，口罩对阻隔新冠病毒非常有效，比阻隔流感更有效。

医生说，“随身携带洗手液的方法很好，但口罩的作用更大。”

当波廷格把他的手动挡奥迪停在西行政大道西面的时候，他还在打电话，忘了踩刹车。当他冲进他的办公室时，汽车向后滑动，差一点撞上副总统的豪华轿车，最后撞在一棵树上停了下来。

在特勤局检查那辆犯了错的奥迪时，波廷格还在琢磨口罩的事。，美国的疫情应对已经迟钝了。测试盒的麻烦又使这个国家浪费了几个月。但口罩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

黛比告诉波廷格，戴口罩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但不能指望美国人会遵守。波廷格开始觉得美国的公共卫生体制在帮倒忙。卫生局局长杰罗姆·亚当斯在推特上写道，“停止购买口罩！它们不能有效地防止普通公众感染新冠病毒。“

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囤积医院用的口罩，但它们等于劝阻人们不要使用任何形式的口罩。在早期，美国医疗机构在研究SARS- CoV-2时，只是简单地应用了非典的逻辑——病人应该戴口罩，但其他人不需要。

疾控中心的雷德菲尔德告诉我，“直到3月中旬，我们才明白许多新冠患者没有症状，却同时具有高度传染性。”

然而，波廷格认为，很明显，只要大多数人都戴着口罩，传染就会“完全停止”。香港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但那里没有社区传播病毒，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台湾每天为2300万人口生产1000万个口罩，几乎未受疫情影响。这两个地方都毗邻震中中国大陆。

波廷格的观点激起了公共卫生部门出乎意料的严厉反应。在波廷格看来，当雷德菲尔德， 福奇， 黛比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专员史蒂文·汗发言时，倒像是一种群体性思维，呼应了他们在口罩问题上的公共发言。

白宫没人戴口罩。3月中旬波廷格戴上口罩。走进白宫西翼时，他觉得自己仿佛戴上了小丑的鼻子，人人都目瞪口呆。

特朗普问他是否病了，波廷格回答说，“我只是不想被以后的历史说成是用新冠杀死总统的人。”

许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战况室工作，监测新闻和全球动态。他们像呼叫中心的工人一样挤在一起。波廷格请病毒学专家教大家如何戴口罩。有些人很生气，戴口罩已经上升到了政治层面，许多保守主义者谴责戴口罩的规定是对自由的侵犯，在特朗普的白宫戴口罩似乎是一种近乎叛国的行为。

波廷格震惊地得知，官员们怎么想其实不重要，反正白宫也没有现成的口罩存货。

他打电话给中国台湾的一位官员，询问如何控制病毒。他又被告知要戴口罩。那次通话后不久，台湾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捐赠了50万个口罩。波廷格拿走了3600个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白宫医疗单位，并将其余的送到国家库存。

4月初，新的研究表明，戴上口罩后，传染率大幅下降。波廷格把这些研究的副本装订在文件夹里，供特别工作组主要成员查阅。中国的一项研究报告中说，一名感染病毒的旅客乘坐了两次长途巴士。他在第一次乘车时就开始咳嗽，然后在登上一辆小巴前买了一个口罩。第一班有五名乘客被感染，第二班则没有。另一项研究显示，在佩戴外科口罩的实验对象的气溶胶或飞沫中没有检测到任何病毒颗粒。

4月3日，疾控中心终于宣布，口罩是至关重要的武器。这是有效遏制这一病毒的最后机会。

雷德菲尔德承认，疾控中心突然改变口风令人尴尬，“我们不得不改变传达的信息，但是第二个信息传达的并不顺利。”

更糟糕的是，当特朗普宣布新的口罩建议时，他强调说，“这是自愿的。”

然后他补充说，“我不会这么做。”

“我才他妈的不买口罩呢，”俄亥俄州37岁的退伍军人理查德·罗斯在Facebook上发帖说。“我之所以能走到现在，就是不相信那些该死的炒作。”

他于去年7月1日检测出阳性，三天后死亡。

特朗普是一个出了名的细菌恐惧症患者。他讨厌和人握手，只要有人靠近他打喷嚏，他就会往后退。他曾在总统办公室的镜头前斥责别人，“如果你要咳嗽，请离开房间。”

在新冠出现多年前，特朗普曾告诉别人，他有洗手强迫症，这“可能是一种心理问题”。这是特朗普绝无仅有愿意承认的弱点，他似乎深受污染恐惧的困扰。

这样的人为什么在疫情期间拒绝戴口罩呢？

不只是特朗普，他周围的人都以他为榜样。彭斯访问梅奥诊所（梅奥诊所是一家非盈利的美国学术医疗中心，专注于综合医疗保健、教育和研究）时没有戴口罩，这违反了医院的规定。许多共和党议员即使在他们的核心小组成员被感染后也不戴口罩。

还好美国并不是只有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认为应该始终戴口罩的人数比例是共和党的两倍。相比男性，女性更愿意接受戴口罩。相比白人，黑人和拉丁美洲人更愿意戴口罩。如果你说出每个最不可能戴口罩的群体的名字，结果与特朗普的选民大致相符。

一些反口罩者称新冠病毒是一场骗局，还有一些人认为病毒并没有那么危险。但不戴口罩的总统形象，对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他的支持者。

特朗普想让自己看起来毫无顾忌，充满男子气概，无坚不摧。他知道这种病毒有多危险，在二月的一次采访中，特朗普告诉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新冠“甚至比严重的流感还要致命”。那次采访几个月后浮出水面。

然而，特朗普却不害怕接触病毒，就像李尔王在暴风雨中狂怒一样（注，莎士比亚的知名剧作中的一幕）。

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效仿特朗普。肆意蔓延的病毒延长了失业时间，摧毁了重新开放经济的努力，并造成了更多的死亡。

“我才他妈的不买口罩呢，”俄亥俄州37岁的退伍军人理查德·罗斯在Facebook上发帖说。“我之所以能走到现在，就是不相信那些该死的炒作。”

他于去年7月1日检测出阳性，三天后死亡。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

令人沮丧的是，如果从一开始就大规模的实施这样一个简单的预防措施，美国本可以避免如此多的痛苦、死亡、贫困和悲伤。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堪萨斯州，州长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但允许各县选择不戴。堪萨斯就好像在用自己进行临床试验。在两个月内，戴口罩的县的感染率下降了6%；在其他地区，感染率上升了100%。

奇怪的是，与自我隔离相比，戴口罩的负担要小得多。尽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不断播放人们不听劝阻坚持去酒吧和购物的视频，但更多的美国人还是听从了专家的建议，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情感损失为代价，与世隔绝数个月。

我和妻子住在奥斯汀，随着隔离的持续，我们强迫自己偶尔开车出去，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持汽车电池的活力。我们会在市中心空荡荡的街道上蜿蜒而行，沮丧地注意着自上次开车以来，哪些店铺关门了。

四月的一个下午，我到家附近学校的跑道上慢跑。一群年轻女子在参加百米赛跑计时赛。她们是我见过跑得最快的人。偶尔，当我转弯的时候，一位年轻女子像起飞一般从我身边绝尘而去，而我就像卡通片里只能吃灰尘的形象。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运动员？”我问其中一个正在休息的人。

“哦，我们不是学校运动员，”她说。“我们是奥运选手。”

她们没有在东京比赛，而是在奥斯汀一所中学的跑道上，在被隔离的这段时间，她们努力保持最佳状态，等待奥运会的再次举办。

这么多的梦想，被推迟或放弃。

15、我无法呼吸

“对于黑人男性来说，每千人中就有一人在一生中面临着因遭遇警察而死亡的风险。如果你想想这个数字，就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黑人会说，要誓死捍卫民权、要参加抗议，说受够了的原因。警察暴行几乎是一种传染病，一种世世代代的传染病。人们会有这么一种想法，反正无论如何我都会死，与其死于看不见的病毒，不如为看得见的种族病毒而战。”

解剖台上的尸体是一名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中年黑人男子。他身高1米9，体重约100公斤，患有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麻醉师艾伯尼·希尔顿向我描述过的许多并发症。法医发现他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症状，尸检发现了芬太尼和甲基苯丙胺（一种兴奋剂）的存在，这可以被认为是复发病变，尽管这些并非死因。

真正的死因，是一名警官的膝盖顶住他的脖子导致窒息。死者名叫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非裔美国人，2020年5月被警员活活压死，并引发了全美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在那段全世界都能看到的视频中，四名明尼阿波利斯警察给弗洛伊德戴上手铐，将他脸朝下按在街上，并杀死了他。那一天是老兵节，一名警察站在一旁看着两名警察跪在弗洛伊德的背上，抓住他的腿，而第四名警察，德里克·迈克尔·肖万，用膝盖顶着弗洛伊德的脖子长达9多分钟。

当卫生官员们请求人们待在家里避开人群时，明尼阿波利斯爆发了抗议活动，然后蔓延到了美国各地。他们想起了1918年的自由贷款游行——这些游行曾是致命流感的最好载体。然而，1300名公共卫生官员签署了一封支持示威的信。

6月7日，希尔顿参加了夏洛茨维尔的抗议活动。数百人游行到弗吉尼亚大学的圆形大厅，他们举着“黑人的命也是命”和“让我们呼吸”的标语牌。

我问希尔顿是否担心大规模的集会导致疫情爆发。她说，她预计感染病例会增加。然后她补充说，“对于黑人男性来说，每千人中就有一人在一生中面临着因遭遇警察而死亡的风险。如果你想想这个数字，就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黑人会说，要誓死捍卫民权、要参加抗议，说受够了的原因。警察暴行几乎是一种传染病，一种世世代代的传染病。人们会有这么一种想法，反正无论如何我都会死，与其死于看不见的病毒，不如为看得见的种族病毒而战。”

令人惊讶的是，游行似乎并没有成为传染的催化器。

“我们对数千人进行了检测，”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说，“我们没有看到明显的影响。”

一项研究发现，游行者的感染率低于周围社区。流行病学家的结论是，戴口罩和在户外活动可以保护抗议者。此外，抗议者在不停地移动。奥斯特霍尔姆说，静止人群中的人更有可能被感染。换句话说，参加抗议游行从本质上来说比参加政治集会危险要小。

百年一遇的流行病毒，能够幸存下来就是胜利。疫苗已经有了，曙光就在前头，大家再坚持半年或者一年吧！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