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 by oldperson on Jun 21, 2017 8:59:54 GMT -5
新书·《突破可能性的局限》译后记
齐泽克是西方当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与其他同样重要的思想家相比，他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身份比较复杂。在哲学方面，他是黑格尔派；在精神分析方面，他是拉康派；在政治方面，他是共产主义者；在宗教方面，他是基督教—唯物主义者（Christianmaterialist）；在艺术方面，他是极具洞察力的批评家。本书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及西方左翼）对社会及文化问题的独特见解，同时暴露了他（及西方左翼）面临的棘手问题和深陷其中的困境。
齐泽克以出手迅捷著称，是闻名于世的“快子手”。自出道以来，每年出版几种著作，迄今已有五六十种之多。他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广泛涉猎西方哲学、政治理论、电影文化和精神分析，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当然，有些“桥段”他常常反复使用，同一段文字常常出现在不同的著作中。尽管这样，与我们这里不同，从来没人指责他“自我抄袭”或“自我剽窃”。要知道，“重要的话说三遍”，多说几遍，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
齐泽克的著作一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通常是对康德以来（直至拉康）的哲学传统的重新阐释；一类是通俗易懂的时事专论，通常是对近年来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精辟分析。本书显然属于后者。
齐泽克不仅是当今世界第一流的思想家，也是第一流的“吹鼓手”。他不仅善于提出极具原创性的观念，而且善于以极其诱人的方式“推销”自己的观念。再复杂的思想，再深奥的观念，他都能庖丁解牛一般，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加以阐释。他的阐释不仅易懂，而且有趣。读完此书，你才明白，何以他总是“人气十足”，广受欢迎。他总是打破常规，颠覆常识，故有“反常识大师”的美誉。但他在这样做时，不仅幽默，而且机智，而且这种幽默和机智，都打上了他特有的标志。正是这种幽默和机智，使读者更易于接受他异乎寻常的做派。读者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看到了另一种现实，甚至令人叹为观止，大呼过瘾。此外，齐泽克一向直抒胸臆，从不装腔作势，有人称之为“残酷的诚实”（brutal honesty）。
这是一本访谈录。与他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相比，其主题清晰明确，其论述简明扼要，其语言通俗易懂，却又免于一般访谈录的痼疾：一般说来，访谈录大多流于平庸，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难以激发读者的阅读热情。但齐泽克毕竟是齐泽克，不同于常人。开讲座，作报告，他有请必至，毫无架子；接受采访，主持节目，上电视，去电台，与人争锋，他乐此不疲。仿佛他不需思考，张口即来，出口成章，有西方人津津乐道的“自发性”（spontaneity）。所以即便是访谈录，也生动可观、启人深思。
当然，以简短的问答方式阐释其主张，未必能够达到阐释的目的。首先，这与齐泽克试图阐释的问题的性质密切相关——某些问题极度复杂，非简单的回答所能应对。其次，这与齐泽克回答问题的方式密切相关——他有时过度随心所欲（只说他认为重要和有趣的事情），并不开门见山地直接回答所提问题。即使绕来绕去，最后又回到了所提问题上，还是予人以“离题万里”之感，还是令某些以“缜密”著称的读者感到不快。所以他们有时会有这样的感觉：提出问题的人比回答问题的齐泽克更加紧迫。提出问题的人急于改变世界，回答问题的齐泽克却在大谈特谈“邦德是否有与邦德女郎享受鱼水之欢”的乐趣。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虽然太监急得有道理。
本书由34个访谈组成，每个访谈结为一章。每一章都回答一个问题，阐释一个主题。细细读来，不难发现，每一章都是珍品，因为每一章都充满洞察力，都不乏幽默感。比如有一章，他专论“激情”。齐泽克告诉我们，现在再也没有那种“山无陵，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寸相思一寸灰”的镂骨铭心之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过于自恋。不仅个人如此，整个社会亦然。到最后，西方文化成了自恋文化。于是有了婚介机构，于是我们回到了包办婚姻的前现代社会。不仅如此，齐泽克还敏锐地观察到，好莱坞电影中的鱼水之欢镜头也日益减少，甚至出现了无性人物，无性之性。如此一来，“任何充满激情的依恋，不论哪种形式，都被视为对我们自恋、唯我和个人主义的文化的威胁。”爱情成了压迫，成了意识形态。
这不仅表现在爱欲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在西方，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一蹶不振，盲目的原教旨主义者激情澎湃。齐泽克甚至用叶芝的诗作《基督再临》证明这一点：“暗红的潮汐正四处弥漫，为纯情举办的祭仪已被淹没；最优者再无信念，最劣者激情澎湃。”读来令人感慨万千。齐泽克仿佛有一双火眼金睛，他总能洞穿世事百态，洞悉人间奥秘，总能在出人意料的地方，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现出人意料的“真理”。揭穿现代生活中的矛盾和张力，更是他的拿手好戏。
本书标题甚是诱人，西方许多读者购买此书，不少人是奔着标题去的。他们当然不会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齐泽克绝对不会挂羊头卖狗肉，读者读后自然也会感到心满意足。“Demanding the Impossible”，直译就是“要求那不可能的”，即向他人提出根本无法满足的要求。这当然有故意刁难他人、与人作对之意。你走进饭店，要吃山珍海味、珍馐美馔，这样的要求虽然对某些饭店而言可能有些苛刻，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这个要求总能得到满足。但是，如果你要吃“炒天星”，即要店家把天上的星星摘下，做一盘菜，就绝对是无理取闹，因为你在“要求那不可能的”。齐泽克以前曾经谈到，法国1968年5月爆发“五月风暴”时，学生曾经发出号召：“Soyons réalistes, demandons limpossible!”（“现实些吧，要求那不可能的！”）言下之意，对政府，不要提出它轻易能够满足的要求，一定要提根本无法满足的要求，让政府做那些它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对于学生而言，只有这样才是现实的，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齐泽克对此稍作引申，就表达了全新的意义。“有人指责说，倡导激进左翼，无异于乌托邦。对这一指责做出的最终回答应该是这样的，在今天，真正的乌托邦只是这样的信仰——现在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共识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不必进行任何根本性的变革。于是我们回到了1968年的陈旧格言上：‘现实些吧，要求那不可能的！’要想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就必须考虑打破一切看上去‘可能’（或者正如我们通常所言，‘切实可行’）之物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求那不可能的”就是提出无法满足的要求，完成无法完成的使命，不受“可能性”的约束，突破可能性之极限。言下之意，要异想天开，要不切实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齐泽克看来，异想天开天可开，不切实际最实际。只有这样，西方左翼才能真正走出困局。这显然是个悖论，但它颠覆了我们有关“可能性”和“非可能性”的常识，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认知图绘”。
可能有人会说，此论类似于我们所谓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其实并非如此。哲学毕竟是心灵的探险，不是顽童的打闹。相反，此论倒是与欧陆哲学传统一脉相承。欧陆哲学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对英美哲学家所谓的“经验”和“理性”之类的概念有完全不同的洞视。首先，欧陆哲学所谓的“经验”，不是肤浅、虚妄、苍白、乏力的常识性直觉，不是一般的科学实验，而是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所说的“具体的”、“活生生”的经验，它自成一域，难以触及。这有这样的“经验”，才能使我们审视生命的幽昧，探寻人生的价值。如此“经验”与新康德主义推崇的“先验意识”（transcendental consciousness）或“绝对意识”（absolute consciousness）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有“先验意识”和“绝对意识”的支撑，我们的日常经验毫无意义。其次，欧陆哲学所谓的“理性”（reason）也不同于“推理”（reasoning），不属于形式逻辑学的领域，而是对知性想象（intellectual imagination）的创造性运用。要实现对知性想象的创造性运用，就必须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或像外国人所说的那样，“跳到盒子外面”（out of the box）——思考那些本来无从思考的事物（think the unthinkable），回答那些本来无从回答的问题（answer the unanswerable），即“要求那不可能的”，超越可能性之极限。这与我们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显然有云泥之别，不可混为一谈。
2008年，西方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从那时起，共产主义在西方大有复兴之势。为共产主义的复兴摇旗呐喊的，当然是齐泽克。这使齐泽克成为西方最重要的共产主义思想家之一。他著书立说，不遗余力地推广共产主义。
作为一个激进左翼，齐泽克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处境如何？如此处境的成因何在？如何摆脱这样的处境？齐泽克以独特的方式，及时提出了这些问题。关于我们的处境，齐泽克以其难以抑制的政治激情和诗人一般的非凡想象力，反复谈论全球金融危机、拉美民粹主义失利、“阿拉伯之春”、中国崛起甚至朝鲜之谜等我们这个时代的热点话题。（可惜的是，因为此书出版于两年之前，他没有谈到埃及前总统穆尔西下台和伊朗的选举，更不可能论及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空袭。他撰写的“中文版前言”，多少弥补了这一遗憾。）当然，他还谈到了好莱坞电影、委内瑞拉的警方报告、瑞典犯罪小说，并对它们做了精辟分析。当然，齐泽克不会走按部就班的老路，守起承转合的规矩，而是乘兴而谈，兴尽而止，其间峰回路转，颇有“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的情趣，也总是打破我们的期待，让我们进入从未进入的视域。
在本书中，他首先探讨了“共同善”的定义，探讨了伦理问题。他强调，“我们必须为界定何者为善这一行为承担责任”，以便为实施参与性的民主制奠定根基。齐泽克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现代”，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全球性的种族隔离社会”。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联姻已经寿终正寝”，人类无法参与公共生活。当然，这种形势不会长久持续下去，“我看到了无处不在的爆炸”。左翼因此面临着亟待完成的任务，建立新形式的参与性民主制。他在埃及的“阿拉伯之春”中见到了全球反抗资本主义的希望。当然，限于当时的条件，齐泽克为此欢欣鼓舞，却没有预见到穆巴拉克倒台后埃及陷入的严重困境。尽管如此，他对埃及的“阿拉伯之春”蕴含的革命潜能的分析依旧不可小觑。
齐泽克不仅分析我们的困境，而且探索摆脱困境的各种可能性。最重要的是确立一种社会理想，知道自己渴望生活在怎样的社会中。恰恰在这个方面，西方激进左翼遇到了亘古未有的难题：真正理想的社会是怎样的？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左翼的共同理想，但问题在于，以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当然困难重重；但更困难的是，在何种社会理想的召唤下推翻资本主义？在推翻了资本主义之后，要建立怎样的社会？
生于忧患，死于安逸。阅读此书，不难发现，齐泽克充满了忧患意识。民主资本主义的失败，通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来，这令他忧心忡忡。不仅如此，更令他寝食难安的是，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新形式的威权主义：“你是否看过特瑞·吉列姆执导的精彩影片《巴西》？它上映于近乎30年前，但那是一部出色的影片，一部疯狂到家的喜剧，展示了未来英国的面貌。未来的英国虽然由极权主义政权统治，却不乏隐秘的享乐主义快感。当然，快感不是庄严肃穆的威权式的（authoritarian），而是大权在握的格劳乔·马克斯式的。”听来令人不寒而栗。共产主义的问题当然与美国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共产主义的崛起，意味着美国政治的破产：“解读美国政治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审视它时，立足于下列前提：世界上的大部地区将很快陷于混乱状态。所以，我们不得不孤立自己，保护自己，并思考下列问题：如何解决那几个事关生死的问题，如中东的石油问题？至于别人，谁在乎？让他们饿死好了。所以，共产主义会再次不请自至。如果有关优先选择的决策不能留给市场，由市场来制定，那又该由谁来制定，如何制定呢？正是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在齐泽克看来，美国只关心自己，只想孤立自己，保护自己，对他人的死活漠不关心。这是美国的危机之所在，也是共产主义的生机之所系。当然，齐泽克是这么说的，实际情形如何，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当然，齐泽克所谓的共产主义不是历史上的共产主义，而是未来的共产主义。未来的共产主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全人类的“共同善”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都超出了国界、主权，是任何一国都无力解决的。这样的危机包括生态灾难、知识产权（包括信息的云存储、地方化和私有化）、生物基因工程、全球市场下的贫富加剧（贫民窟和穷人聚居区的大量存在即为明证）。齐泽克以知识产权来说明这个问题：“从非常朴素的意义上讲，知识产品（Intellectual products）本质上是共产主义产品。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且以一瓶水为例：一旦我喝掉了它，你就无水解渴，反之亦然。一旦我喝掉了它，它就失去了效用。但知识与此截然相反。它越流通越多。实体产品与知识产品遵循的逻辑大相径庭。对于公司而言，阻止知识的自由流通是一项艰难的使命。有时候，它们花在预防免费复制上的时间和金钱，多于花在产品开发上的。”仔细想想，还真是如此。两种不同的商品，显然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与实体产品不同，知识产品“越流通越多”，知识的“使用”不仅不会使之丧失效用，反而强化其效用。这些问题，右翼无能为力（他们也不想解决类似的问题），只有左翼才会思考这个问题，寻求解决问题之道。在这个问题上，左翼不仅要确立远大的政治理想，而且要解决现实的问题。正是因为缺乏这样的左翼，极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运动才会如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必需的。
虽然齐泽克是公认的激进左翼，但他总是与其他“左翼”或“激进左翼”保持距离。他在本书中多次以轻蔑的口吻提到“我的左翼朋友”，甚至对这些“左翼朋友”嗤之以鼻。不仅如此，他还开诚布公地宣称，“我差不多是个保守的黑格尔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要尊重传统，接受现有的条件，不想凭空创造新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礼仪和规则至关重要，“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会觉得自己获得了自由。……这是许多左翼的虚伪之所在：他们的目标是国家权力机器的整个结构，但我们依然要依赖这些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在谈到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时，他同样推心置腹：“我在这里所说的，都是些很资产阶级的事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事情，但是，真的，列宁已经意识到：你需要一个高效的中产阶级，他们能够组织生产，推动社会发展。没有这一点，你将一事无成。查韦斯的所作所为真是可怕。”此外，他直言不讳：他不想与安东尼奥·奈格里、迈克尔·哈特和西蒙·克里奇利等社会理论家相提并论。很显然，有时候，齐泽克更重视既有制度的作用，甚至对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毕恭毕敬。
此书并未直接提出和探讨哲学问题，但有一个哲学主题贯穿本书始终：“原本并不存在原初性的两极，只存在一极的内在缝隙。”这与齐泽克在《视差之见》等重要哲学著作中反复阐释的哲学主张完全一致。齐泽克的哲学是“分裂”的哲学。就存有论而言，齐泽克的存有论便是有关“分裂的主体”（splitsubject）的存有论，是有关“自我差异的太一”（selfdifferent One）的存有论。就认识论而言，齐泽克的认识论强调视角与视角之间的绝对分裂。我们的符号性现实也是分裂的。所有这些分裂都是不可化约的，是不可统合的。但分裂未必是坏事，因为分裂本身就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而非破坏性的。齐泽克要重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于以前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前的辩证唯物主义采取的模式是“阴阳”两极化的模式：阴与阳通过斗争走向综合，融为整体。他则以“把太一与它自身分割开来”的理论解释辩证唯物主义。齐泽克认为，世界是不一致、不完整和不可化约的偶然。要想实现辩证唯物主义尚未实现的潜能，就必须看到视差分裂本身具有的否定性。
在本书中，齐泽克要消除“原初性的两极”。比如，他主张“不要道德说教，只要唯我主义”。他认为：“唯我主义自爱的真正对立面不是利他主义，不是对共同善的关切，而是嫉妒和怨恨，它们使我违背我自身的利益。这样的邪恶（即唯我主义的自爱）是完全合乎伦理的。真正的邪恶是这样的：‘我一定要杀你，即便我因此而死，也在所不惜。’”这令人想到了那个颇为经典的笑话：一只蝎子想过河，但不会游泳，只好求助于青蛙。青蛙担心蝎子蜇它，蝎子说不会的，因为这样做，青蛙死了，蝎子也会同归于尽。于是青蛙答应了，背它渡河，游到中央，蝎子还是蜇了青蛙。奄奄一息的青蛙大惑不解，为什么蝎子要这样做。蝎子的回答干脆利落：本性使然也。这完全是“我一定要杀你，即便我因此而死，也在所不惜”的逻辑。
齐泽克认为，提出和反思基础性、根本性和奠基性的问题，并使之“再理论化”，乃当代左翼的天然使命。最具基础性、根本性和奠基性的问题是“可能性之极限”，重新思考和重新定界定“可能性之极限”，乃当代左翼的当务之急：“对我而言，这是今天伟大的思想使命：重新界定和重新思考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界限。”齐泽克反复强调：“一切都必须予以重新思考。”比如，“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剥削这一范畴。”“我们必须彻底重新思考无产阶级这一概念，以及无产阶级的其他特征。”“我们真的必须重新思考一切。一切都必须被重新思考，我们应该从零开始。”这种反复思考、慎思明辨的追求，使齐泽克新见迭出，使本书异彩纷呈，读来如冷水浇背，令人陡然一惊，然后大收醍醐灌顶之效。（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限于本书的“访谈”体例，他偶尔也给人漫无边际甚至语无伦次之感。）不妨随意从书中抽出几句：
自然是疯狂的。自然是混乱的，它常常导致狂放不羁、不可预知和毫无意义的灾难，我们也一直忍受它残忍的奇思怪想。根本就没有地球母亲之类的东西。自然界永远只有灾祸，事情总是阴差阳错，行星有时也会爆炸分解。
什么才是“真正”的思想？思想不解决问题。思想的第一步是提出这种类型的问题：“这真的是问题吗？”“这是概括问题的正确方式吗？”“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这才是我们需要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我们才能思想。
一旦失去了原初的和谐，危机就会降临，然后的想法就是恢复和谐。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弃这个念头。根本不存在我们应该或能够恢复的和谐。
无论何时，只要危机降临，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寻求某种已经丧失的平衡。
通往普遍善（universal good）的唯一途径，是我们全都成为自己的陌生人。
我们不只需要专家，还需要为了把握问题的真正根源而思考得更彻底的人。
我觉得，人人都应该获准批评他人，只要遵守这样的前提：我们也全都已经做好接受他人的批评的准备。
初步读懂此书，并不需要政治学或社会学的学术背景，不需要掌握多少高深的专业术语。读后你也未必会成为一个左翼或共产主义者，未必立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你肯定能够从中受益，至少能够更好地理解政治的运作机制，理解世界的运行方式。我们要想改变自身的境遇，应对生活中的难题，提高生活的品质（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品质），也会得益于此书。
当然，要想彻底理解本书的主旨及其思想渊源，不可不知齐泽克思想的根本。齐泽克思想由三部分组成：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或“唯理论”）为核心的辩证思想，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或“商品恋物癖”）理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以拉康的精神分析为核心的实在界、想象界和符号界三元组等理论。完全理解齐泽克的思想，并非易事。
最后感谢齐泽克在百忙之为本书中文版作序，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及出版社领导对本人的高度信任，感谢出版社编辑张瑞霞的热情约稿和精心编辑，感谢张浩然、林萌两位同学校读初稿。译者能力一般，水平有限，虽已尽力，错讹想必难免，故敬祈方家指正。
季广茂/2015年11月1日
齐泽克是西方当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与其他同样重要的思想家相比，他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身份比较复杂。在哲学方面，他是黑格尔派；在精神分析方面，他是拉康派；在政治方面，他是共产主义者；在宗教方面，他是基督教—唯物主义者（Christianmaterialist）；在艺术方面，他是极具洞察力的批评家。本书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及西方左翼）对社会及文化问题的独特见解，同时暴露了他（及西方左翼）面临的棘手问题和深陷其中的困境。
齐泽克以出手迅捷著称，是闻名于世的“快子手”。自出道以来，每年出版几种著作，迄今已有五六十种之多。他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广泛涉猎西方哲学、政治理论、电影文化和精神分析，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当然，有些“桥段”他常常反复使用，同一段文字常常出现在不同的著作中。尽管这样，与我们这里不同，从来没人指责他“自我抄袭”或“自我剽窃”。要知道，“重要的话说三遍”，多说几遍，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
齐泽克的著作一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通常是对康德以来（直至拉康）的哲学传统的重新阐释；一类是通俗易懂的时事专论，通常是对近年来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精辟分析。本书显然属于后者。
齐泽克不仅是当今世界第一流的思想家，也是第一流的“吹鼓手”。他不仅善于提出极具原创性的观念，而且善于以极其诱人的方式“推销”自己的观念。再复杂的思想，再深奥的观念，他都能庖丁解牛一般，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加以阐释。他的阐释不仅易懂，而且有趣。读完此书，你才明白，何以他总是“人气十足”，广受欢迎。他总是打破常规，颠覆常识，故有“反常识大师”的美誉。但他在这样做时，不仅幽默，而且机智，而且这种幽默和机智，都打上了他特有的标志。正是这种幽默和机智，使读者更易于接受他异乎寻常的做派。读者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看到了另一种现实，甚至令人叹为观止，大呼过瘾。此外，齐泽克一向直抒胸臆，从不装腔作势，有人称之为“残酷的诚实”（brutal honesty）。
这是一本访谈录。与他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相比，其主题清晰明确，其论述简明扼要，其语言通俗易懂，却又免于一般访谈录的痼疾：一般说来，访谈录大多流于平庸，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难以激发读者的阅读热情。但齐泽克毕竟是齐泽克，不同于常人。开讲座，作报告，他有请必至，毫无架子；接受采访，主持节目，上电视，去电台，与人争锋，他乐此不疲。仿佛他不需思考，张口即来，出口成章，有西方人津津乐道的“自发性”（spontaneity）。所以即便是访谈录，也生动可观、启人深思。
当然，以简短的问答方式阐释其主张，未必能够达到阐释的目的。首先，这与齐泽克试图阐释的问题的性质密切相关——某些问题极度复杂，非简单的回答所能应对。其次，这与齐泽克回答问题的方式密切相关——他有时过度随心所欲（只说他认为重要和有趣的事情），并不开门见山地直接回答所提问题。即使绕来绕去，最后又回到了所提问题上，还是予人以“离题万里”之感，还是令某些以“缜密”著称的读者感到不快。所以他们有时会有这样的感觉：提出问题的人比回答问题的齐泽克更加紧迫。提出问题的人急于改变世界，回答问题的齐泽克却在大谈特谈“邦德是否有与邦德女郎享受鱼水之欢”的乐趣。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虽然太监急得有道理。
本书由34个访谈组成，每个访谈结为一章。每一章都回答一个问题，阐释一个主题。细细读来，不难发现，每一章都是珍品，因为每一章都充满洞察力，都不乏幽默感。比如有一章，他专论“激情”。齐泽克告诉我们，现在再也没有那种“山无陵，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寸相思一寸灰”的镂骨铭心之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过于自恋。不仅个人如此，整个社会亦然。到最后，西方文化成了自恋文化。于是有了婚介机构，于是我们回到了包办婚姻的前现代社会。不仅如此，齐泽克还敏锐地观察到，好莱坞电影中的鱼水之欢镜头也日益减少，甚至出现了无性人物，无性之性。如此一来，“任何充满激情的依恋，不论哪种形式，都被视为对我们自恋、唯我和个人主义的文化的威胁。”爱情成了压迫，成了意识形态。
这不仅表现在爱欲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在西方，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一蹶不振，盲目的原教旨主义者激情澎湃。齐泽克甚至用叶芝的诗作《基督再临》证明这一点：“暗红的潮汐正四处弥漫，为纯情举办的祭仪已被淹没；最优者再无信念，最劣者激情澎湃。”读来令人感慨万千。齐泽克仿佛有一双火眼金睛，他总能洞穿世事百态，洞悉人间奥秘，总能在出人意料的地方，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现出人意料的“真理”。揭穿现代生活中的矛盾和张力，更是他的拿手好戏。
本书标题甚是诱人，西方许多读者购买此书，不少人是奔着标题去的。他们当然不会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齐泽克绝对不会挂羊头卖狗肉，读者读后自然也会感到心满意足。“Demanding the Impossible”，直译就是“要求那不可能的”，即向他人提出根本无法满足的要求。这当然有故意刁难他人、与人作对之意。你走进饭店，要吃山珍海味、珍馐美馔，这样的要求虽然对某些饭店而言可能有些苛刻，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这个要求总能得到满足。但是，如果你要吃“炒天星”，即要店家把天上的星星摘下，做一盘菜，就绝对是无理取闹，因为你在“要求那不可能的”。齐泽克以前曾经谈到，法国1968年5月爆发“五月风暴”时，学生曾经发出号召：“Soyons réalistes, demandons limpossible!”（“现实些吧，要求那不可能的！”）言下之意，对政府，不要提出它轻易能够满足的要求，一定要提根本无法满足的要求，让政府做那些它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对于学生而言，只有这样才是现实的，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齐泽克对此稍作引申，就表达了全新的意义。“有人指责说，倡导激进左翼，无异于乌托邦。对这一指责做出的最终回答应该是这样的，在今天，真正的乌托邦只是这样的信仰——现在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共识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不必进行任何根本性的变革。于是我们回到了1968年的陈旧格言上：‘现实些吧，要求那不可能的！’要想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就必须考虑打破一切看上去‘可能’（或者正如我们通常所言，‘切实可行’）之物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求那不可能的”就是提出无法满足的要求，完成无法完成的使命，不受“可能性”的约束，突破可能性之极限。言下之意，要异想天开，要不切实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齐泽克看来，异想天开天可开，不切实际最实际。只有这样，西方左翼才能真正走出困局。这显然是个悖论，但它颠覆了我们有关“可能性”和“非可能性”的常识，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认知图绘”。
可能有人会说，此论类似于我们所谓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其实并非如此。哲学毕竟是心灵的探险，不是顽童的打闹。相反，此论倒是与欧陆哲学传统一脉相承。欧陆哲学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对英美哲学家所谓的“经验”和“理性”之类的概念有完全不同的洞视。首先，欧陆哲学所谓的“经验”，不是肤浅、虚妄、苍白、乏力的常识性直觉，不是一般的科学实验，而是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所说的“具体的”、“活生生”的经验，它自成一域，难以触及。这有这样的“经验”，才能使我们审视生命的幽昧，探寻人生的价值。如此“经验”与新康德主义推崇的“先验意识”（transcendental consciousness）或“绝对意识”（absolute consciousness）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有“先验意识”和“绝对意识”的支撑，我们的日常经验毫无意义。其次，欧陆哲学所谓的“理性”（reason）也不同于“推理”（reasoning），不属于形式逻辑学的领域，而是对知性想象（intellectual imagination）的创造性运用。要实现对知性想象的创造性运用，就必须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或像外国人所说的那样，“跳到盒子外面”（out of the box）——思考那些本来无从思考的事物（think the unthinkable），回答那些本来无从回答的问题（answer the unanswerable），即“要求那不可能的”，超越可能性之极限。这与我们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显然有云泥之别，不可混为一谈。
2008年，西方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从那时起，共产主义在西方大有复兴之势。为共产主义的复兴摇旗呐喊的，当然是齐泽克。这使齐泽克成为西方最重要的共产主义思想家之一。他著书立说，不遗余力地推广共产主义。
作为一个激进左翼，齐泽克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处境如何？如此处境的成因何在？如何摆脱这样的处境？齐泽克以独特的方式，及时提出了这些问题。关于我们的处境，齐泽克以其难以抑制的政治激情和诗人一般的非凡想象力，反复谈论全球金融危机、拉美民粹主义失利、“阿拉伯之春”、中国崛起甚至朝鲜之谜等我们这个时代的热点话题。（可惜的是，因为此书出版于两年之前，他没有谈到埃及前总统穆尔西下台和伊朗的选举，更不可能论及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空袭。他撰写的“中文版前言”，多少弥补了这一遗憾。）当然，他还谈到了好莱坞电影、委内瑞拉的警方报告、瑞典犯罪小说，并对它们做了精辟分析。当然，齐泽克不会走按部就班的老路，守起承转合的规矩，而是乘兴而谈，兴尽而止，其间峰回路转，颇有“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的情趣，也总是打破我们的期待，让我们进入从未进入的视域。
在本书中，他首先探讨了“共同善”的定义，探讨了伦理问题。他强调，“我们必须为界定何者为善这一行为承担责任”，以便为实施参与性的民主制奠定根基。齐泽克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现代”，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全球性的种族隔离社会”。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联姻已经寿终正寝”，人类无法参与公共生活。当然，这种形势不会长久持续下去，“我看到了无处不在的爆炸”。左翼因此面临着亟待完成的任务，建立新形式的参与性民主制。他在埃及的“阿拉伯之春”中见到了全球反抗资本主义的希望。当然，限于当时的条件，齐泽克为此欢欣鼓舞，却没有预见到穆巴拉克倒台后埃及陷入的严重困境。尽管如此，他对埃及的“阿拉伯之春”蕴含的革命潜能的分析依旧不可小觑。
齐泽克不仅分析我们的困境，而且探索摆脱困境的各种可能性。最重要的是确立一种社会理想，知道自己渴望生活在怎样的社会中。恰恰在这个方面，西方激进左翼遇到了亘古未有的难题：真正理想的社会是怎样的？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左翼的共同理想，但问题在于，以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当然困难重重；但更困难的是，在何种社会理想的召唤下推翻资本主义？在推翻了资本主义之后，要建立怎样的社会？
生于忧患，死于安逸。阅读此书，不难发现，齐泽克充满了忧患意识。民主资本主义的失败，通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来，这令他忧心忡忡。不仅如此，更令他寝食难安的是，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新形式的威权主义：“你是否看过特瑞·吉列姆执导的精彩影片《巴西》？它上映于近乎30年前，但那是一部出色的影片，一部疯狂到家的喜剧，展示了未来英国的面貌。未来的英国虽然由极权主义政权统治，却不乏隐秘的享乐主义快感。当然，快感不是庄严肃穆的威权式的（authoritarian），而是大权在握的格劳乔·马克斯式的。”听来令人不寒而栗。共产主义的问题当然与美国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共产主义的崛起，意味着美国政治的破产：“解读美国政治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审视它时，立足于下列前提：世界上的大部地区将很快陷于混乱状态。所以，我们不得不孤立自己，保护自己，并思考下列问题：如何解决那几个事关生死的问题，如中东的石油问题？至于别人，谁在乎？让他们饿死好了。所以，共产主义会再次不请自至。如果有关优先选择的决策不能留给市场，由市场来制定，那又该由谁来制定，如何制定呢？正是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在齐泽克看来，美国只关心自己，只想孤立自己，保护自己，对他人的死活漠不关心。这是美国的危机之所在，也是共产主义的生机之所系。当然，齐泽克是这么说的，实际情形如何，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当然，齐泽克所谓的共产主义不是历史上的共产主义，而是未来的共产主义。未来的共产主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全人类的“共同善”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都超出了国界、主权，是任何一国都无力解决的。这样的危机包括生态灾难、知识产权（包括信息的云存储、地方化和私有化）、生物基因工程、全球市场下的贫富加剧（贫民窟和穷人聚居区的大量存在即为明证）。齐泽克以知识产权来说明这个问题：“从非常朴素的意义上讲，知识产品（Intellectual products）本质上是共产主义产品。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且以一瓶水为例：一旦我喝掉了它，你就无水解渴，反之亦然。一旦我喝掉了它，它就失去了效用。但知识与此截然相反。它越流通越多。实体产品与知识产品遵循的逻辑大相径庭。对于公司而言，阻止知识的自由流通是一项艰难的使命。有时候，它们花在预防免费复制上的时间和金钱，多于花在产品开发上的。”仔细想想，还真是如此。两种不同的商品，显然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与实体产品不同，知识产品“越流通越多”，知识的“使用”不仅不会使之丧失效用，反而强化其效用。这些问题，右翼无能为力（他们也不想解决类似的问题），只有左翼才会思考这个问题，寻求解决问题之道。在这个问题上，左翼不仅要确立远大的政治理想，而且要解决现实的问题。正是因为缺乏这样的左翼，极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运动才会如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必需的。
虽然齐泽克是公认的激进左翼，但他总是与其他“左翼”或“激进左翼”保持距离。他在本书中多次以轻蔑的口吻提到“我的左翼朋友”，甚至对这些“左翼朋友”嗤之以鼻。不仅如此，他还开诚布公地宣称，“我差不多是个保守的黑格尔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要尊重传统，接受现有的条件，不想凭空创造新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礼仪和规则至关重要，“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会觉得自己获得了自由。……这是许多左翼的虚伪之所在：他们的目标是国家权力机器的整个结构，但我们依然要依赖这些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在谈到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时，他同样推心置腹：“我在这里所说的，都是些很资产阶级的事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事情，但是，真的，列宁已经意识到：你需要一个高效的中产阶级，他们能够组织生产，推动社会发展。没有这一点，你将一事无成。查韦斯的所作所为真是可怕。”此外，他直言不讳：他不想与安东尼奥·奈格里、迈克尔·哈特和西蒙·克里奇利等社会理论家相提并论。很显然，有时候，齐泽克更重视既有制度的作用，甚至对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毕恭毕敬。
此书并未直接提出和探讨哲学问题，但有一个哲学主题贯穿本书始终：“原本并不存在原初性的两极，只存在一极的内在缝隙。”这与齐泽克在《视差之见》等重要哲学著作中反复阐释的哲学主张完全一致。齐泽克的哲学是“分裂”的哲学。就存有论而言，齐泽克的存有论便是有关“分裂的主体”（splitsubject）的存有论，是有关“自我差异的太一”（selfdifferent One）的存有论。就认识论而言，齐泽克的认识论强调视角与视角之间的绝对分裂。我们的符号性现实也是分裂的。所有这些分裂都是不可化约的，是不可统合的。但分裂未必是坏事，因为分裂本身就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而非破坏性的。齐泽克要重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于以前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前的辩证唯物主义采取的模式是“阴阳”两极化的模式：阴与阳通过斗争走向综合，融为整体。他则以“把太一与它自身分割开来”的理论解释辩证唯物主义。齐泽克认为，世界是不一致、不完整和不可化约的偶然。要想实现辩证唯物主义尚未实现的潜能，就必须看到视差分裂本身具有的否定性。
在本书中，齐泽克要消除“原初性的两极”。比如，他主张“不要道德说教，只要唯我主义”。他认为：“唯我主义自爱的真正对立面不是利他主义，不是对共同善的关切，而是嫉妒和怨恨，它们使我违背我自身的利益。这样的邪恶（即唯我主义的自爱）是完全合乎伦理的。真正的邪恶是这样的：‘我一定要杀你，即便我因此而死，也在所不惜。’”这令人想到了那个颇为经典的笑话：一只蝎子想过河，但不会游泳，只好求助于青蛙。青蛙担心蝎子蜇它，蝎子说不会的，因为这样做，青蛙死了，蝎子也会同归于尽。于是青蛙答应了，背它渡河，游到中央，蝎子还是蜇了青蛙。奄奄一息的青蛙大惑不解，为什么蝎子要这样做。蝎子的回答干脆利落：本性使然也。这完全是“我一定要杀你，即便我因此而死，也在所不惜”的逻辑。
齐泽克认为，提出和反思基础性、根本性和奠基性的问题，并使之“再理论化”，乃当代左翼的天然使命。最具基础性、根本性和奠基性的问题是“可能性之极限”，重新思考和重新定界定“可能性之极限”，乃当代左翼的当务之急：“对我而言，这是今天伟大的思想使命：重新界定和重新思考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界限。”齐泽克反复强调：“一切都必须予以重新思考。”比如，“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剥削这一范畴。”“我们必须彻底重新思考无产阶级这一概念，以及无产阶级的其他特征。”“我们真的必须重新思考一切。一切都必须被重新思考，我们应该从零开始。”这种反复思考、慎思明辨的追求，使齐泽克新见迭出，使本书异彩纷呈，读来如冷水浇背，令人陡然一惊，然后大收醍醐灌顶之效。（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限于本书的“访谈”体例，他偶尔也给人漫无边际甚至语无伦次之感。）不妨随意从书中抽出几句：
自然是疯狂的。自然是混乱的，它常常导致狂放不羁、不可预知和毫无意义的灾难，我们也一直忍受它残忍的奇思怪想。根本就没有地球母亲之类的东西。自然界永远只有灾祸，事情总是阴差阳错，行星有时也会爆炸分解。
什么才是“真正”的思想？思想不解决问题。思想的第一步是提出这种类型的问题：“这真的是问题吗？”“这是概括问题的正确方式吗？”“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这才是我们需要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我们才能思想。
一旦失去了原初的和谐，危机就会降临，然后的想法就是恢复和谐。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弃这个念头。根本不存在我们应该或能够恢复的和谐。
无论何时，只要危机降临，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寻求某种已经丧失的平衡。
通往普遍善（universal good）的唯一途径，是我们全都成为自己的陌生人。
我们不只需要专家，还需要为了把握问题的真正根源而思考得更彻底的人。
我觉得，人人都应该获准批评他人，只要遵守这样的前提：我们也全都已经做好接受他人的批评的准备。
初步读懂此书，并不需要政治学或社会学的学术背景，不需要掌握多少高深的专业术语。读后你也未必会成为一个左翼或共产主义者，未必立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你肯定能够从中受益，至少能够更好地理解政治的运作机制，理解世界的运行方式。我们要想改变自身的境遇，应对生活中的难题，提高生活的品质（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品质），也会得益于此书。
当然，要想彻底理解本书的主旨及其思想渊源，不可不知齐泽克思想的根本。齐泽克思想由三部分组成：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或“唯理论”）为核心的辩证思想，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或“商品恋物癖”）理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以拉康的精神分析为核心的实在界、想象界和符号界三元组等理论。完全理解齐泽克的思想，并非易事。
最后感谢齐泽克在百忙之为本书中文版作序，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及出版社领导对本人的高度信任，感谢出版社编辑张瑞霞的热情约稿和精心编辑，感谢张浩然、林萌两位同学校读初稿。译者能力一般，水平有限，虽已尽力，错讹想必难免，故敬祈方家指正。
季广茂/2015年1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