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 by Immanuel on Jun 4, 2016 23:27:43 GMT -5
巴伯（Bravo) 频道经常播出经典电影，我看到一些，常常不由得被感动。人生的戏剧化是电影的艺术，戏剧的人生是理想者的归宿， 看到平凡的人们不平凡，不平凡的人们平凡起来，在人文精神的审视和探照下，生活的意义和趣味得到升华，我常常地被感动。然而由于视角和背景不同吧，西方人尤其美国人的电影常常地程式化了一些情节和场景的处理， 即使没有好莱坞一切，也或多或少的歪曲了原有的自然，纯朴和真实。这是让人感到遗憾的一件事。 正如最近在往复里看到一位先生言及张学良时，感叹“手气不好， 手气不好。”，以为真实人生可以颠倒于手上，于旁观者而言， 态度未免失之轻薄无赖。 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取位问题：塞万提斯当然可以让堂骑士与风车战斗。
然而，真实的， 不矫情的生活和艺术是不会鼓励这样的战斗的， 更不会费心去刻画这样的战斗。自然主义并不等于艺术， 更不是生活本身， 而后者——所谓的现实是要通过一个视角来进行观察的。这正是我无法看完电影《圣雄甘地》的原因。 正如曾经看《日瓦戈医生》时中途放弃一样，我无法忍受对真实和纯朴的歪曲。这是一种文化差异吗，是误解吗？不，是歪曲。应当淡化的没有淡化，应当凸现的却没有凸现，对于认真的导演来说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再现都谈不上的话就更不必谈升华了。两部电影都间接涉及到一个人，他的精神和生活态度不但影响了，甚至可以说是主人公的生活和精神的来源与归宿——如果我这样说不过分的话。所以，尽管不能责备求全导演加入这样的角色于影片中，但是他或她应当去理解，演员也要去了解和理解这个人的影响，这样才能对主人公的思想和生活在深层上有一个把握。这是一件基本的工作。
这个人就是托尔斯泰。
古来我们是讲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最近， 有读到台湾一文人言及理解义山的方法，总之以为要将文字的艺术放到第一位。多相似的错误啊。义山云：“况属词之工，言志为最”。 为艺术而艺术，对李义山也有不免将梯子放错了墙的味道。）对于国外的文学作品我这个文学的门外汉私心以为也要去取一个视角， 尤其是对现实主义的作品。 “推李杜则怨刺居多， 效沈宋则绮靡为甚”， 此我所以喜欢托翁和司汤达之《红与黑》的原因， 觉得小说要这样写才是居高临下，游刃有余， 不但能高屋建瓴，亦可以见微知著， 简繁得当，寓意深刻。而作者对主人公都是同情而不美化的，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生活。
后来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 亦有匍匐投地之感， 那时高二， 可以在小县城里购得书还有《阿尔巴特街的儿女》， 是文学开禁之时，历史课本的附章里评价《日瓦戈医生》一书为“人道主义”—– 在当时这不是可观的字眼， 而《复活》列宁称之为“镜子“；《文汇月刊》是每期必购的， 连载着伊丽莎白-邓肯与叶赛宁的传记，梅女士回忆着胡风，章女士回忆着乔冠华； 也有朦胧和不朦胧的新诗歌 ； 而戏剧评论里提到国外的新剧 ， 于是我知道托尔斯泰死在了小车站。早就忘记的文章和提到的舞台剧的名字，但阅读中的激动和印象，是我精神生活的胎记。正午的夏日里黑云压压，后来一片玄黄， 再后来大大的冰雹落下来， 敲打着为读闲书逃课躲在桐树下我；电视里泛滥着河殇， 到了北京的才子们回来串联，农学院的学生聚到了市府前。 当然，还有霹雳舞柔肢舞， 流行歌曲唱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也读到火车里的汤因比，读到视觉和思维，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黑格尔的小逻辑。我也决定要考上大学， 找寻自己精神的乐国——书里的世界很无奈。
一世纪前法国文坛沉寂的时候，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清新的春风”吹到了欧洲， 平静如镜的湖面起动了波澜。 小说家和评论家是以不同的姿态对待这股旷野之风的。福楼本，莫泊桑们正讲求者文笔和结构，不同方式地说着小姐太太们的爱情。一个世纪后，西伯利亚正在解冻，新思维和被禁作品在我国也流行起来。然而， 我还是在那许许多多的作品里看到了托尔斯泰。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多次提到持志修行流浪的人，他们毫不担心衣食，重视精神的解脱。 最后，作者本人也逃离了自以为罪恶的一切，放弃了舒适的生活，离家出走，死在小车站。托尔斯泰的晚年有了大批的追随者，他们从世界各地赶到寒冷俄国的庄园外，把这里看成了朝圣者的耶路撒冷和麦加， 或者在激情中写信以求得片言只语。这许多的崇拜者中就有一个赤足引导印度人取得自由的甘地。电影里的甘地， 是一个自发的行动者， 他的精神动力是自发的，他的不抵抗运动是自发的， 然而这一切都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在俄国， 托尔斯泰有很多信徒，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大革命前的托尔斯泰主义是很有影响的。在我国，也有信徒，印象中巴金先生就受过影响。《日瓦戈医生》提到过的对尤拉思想影响很大的尼古拉舅舅就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 而在实际生活中， 帕氏童年曾随为晚年托翁作画的父亲见过老人。在《人与事》，《安全通行证》等自传体的文字 ，作者还提到了里尔克， 然而那是诗歌上影响，至于精神和思想，他是恪守着传统的。以前我提到《战争与和平》的娜塔莎与《日瓦戈医生》里的拉莎莉的形象和寓意上的相似和重迭。纯朴，自然， 坚韧，耐劳的女性和母性的统一恰可以代表俄罗斯民族的传统精神。拉莎莉有其生活原型， 然而作者赋予她的也可以说是在不同的时代娜塔莎形象地再现。
舞台剧要将角色典型化和视觉化，不免要牺牲细节和场景的努力，这些或者在电影中可以得到弥补， 文字的一切在形象化时当然也要经过选择，但细节的刻画和镜头调度，对人物心理和生活场景的表现会有较多的自由，也更为有感染力， 毕竟直观视觉是有效的认识基础。 然而还是要在导演的脚本，场景，形象，情节等的处理和安排上，在演员的行为语言和表情上，付出很大的努力后才会公正和平实地再现甚至升华原来的文学作品。对不同的作品也会有不同的取舍安排，譬如小说和戏剧，而小说和戏剧又各有千秋，如莎剧和玩偶之家。常常地在看到艺术作时想到托尔斯泰，想到他思想的重负精神的挣扎，想到小车站。看《天国车站》想到了玛丝洛娃和小车站，看《日瓦戈医生》想到了列文，安德烈公爵和小车站，看《圣雄甘地》想到了朝圣者，西伯利亚的雪路和小车站。
托尔斯泰的改良主张可以不管， 他的精神实质， 他的 “道” 和 “志”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他的人道主义，他的宗教般的终极关怀，他的自我反省和不妥协，他的平等, 和平与完美主义。
然而无论如何，小车站都是悲剧。它是尘世之路的终结，却不是天国之路的开始。它是现实生活的绝望，却不是精神生活的归宿。但它可以感动人，横搁在人生无数的纤小不足一道的细节中，是黑暗中的一丝光芒，迷惘中的一点希望，沉沦中的一波反抗，和忧伤后又一番的忧伤； 是青黑色的胎记， 打在我的额头上。
附记：
此文作于2001年12月， 不知不觉中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去年在一个小影院看到The Last Station， 周围坐着的都是上了年纪的。看外貌，听口音，估计多数还是俄国人。看后我对年轻的美国朋友抱怨电影对托尔斯泰了解的肤浅和对其时代和理念的漠视。估计，这个剧本大概就是欧洲舞台剧的翻版。我对之是十分失望的。可以一慰的是演员都很出色。扮托翁是著名的《音乐之声》的男主角。
当时我就想找到自己所写的闲文， 幸而能找到。回头读来，不觉好笑自己。 存记而已。
联接：
Novel： The Last Station
Movie: The Last Station
然而，真实的， 不矫情的生活和艺术是不会鼓励这样的战斗的， 更不会费心去刻画这样的战斗。自然主义并不等于艺术， 更不是生活本身， 而后者——所谓的现实是要通过一个视角来进行观察的。这正是我无法看完电影《圣雄甘地》的原因。 正如曾经看《日瓦戈医生》时中途放弃一样，我无法忍受对真实和纯朴的歪曲。这是一种文化差异吗，是误解吗？不，是歪曲。应当淡化的没有淡化，应当凸现的却没有凸现，对于认真的导演来说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再现都谈不上的话就更不必谈升华了。两部电影都间接涉及到一个人，他的精神和生活态度不但影响了，甚至可以说是主人公的生活和精神的来源与归宿——如果我这样说不过分的话。所以，尽管不能责备求全导演加入这样的角色于影片中，但是他或她应当去理解，演员也要去了解和理解这个人的影响，这样才能对主人公的思想和生活在深层上有一个把握。这是一件基本的工作。
这个人就是托尔斯泰。
古来我们是讲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最近， 有读到台湾一文人言及理解义山的方法，总之以为要将文字的艺术放到第一位。多相似的错误啊。义山云：“况属词之工，言志为最”。 为艺术而艺术，对李义山也有不免将梯子放错了墙的味道。）对于国外的文学作品我这个文学的门外汉私心以为也要去取一个视角， 尤其是对现实主义的作品。 “推李杜则怨刺居多， 效沈宋则绮靡为甚”， 此我所以喜欢托翁和司汤达之《红与黑》的原因， 觉得小说要这样写才是居高临下，游刃有余， 不但能高屋建瓴，亦可以见微知著， 简繁得当，寓意深刻。而作者对主人公都是同情而不美化的，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生活。
后来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 亦有匍匐投地之感， 那时高二， 可以在小县城里购得书还有《阿尔巴特街的儿女》， 是文学开禁之时，历史课本的附章里评价《日瓦戈医生》一书为“人道主义”—– 在当时这不是可观的字眼， 而《复活》列宁称之为“镜子“；《文汇月刊》是每期必购的， 连载着伊丽莎白-邓肯与叶赛宁的传记，梅女士回忆着胡风，章女士回忆着乔冠华； 也有朦胧和不朦胧的新诗歌 ； 而戏剧评论里提到国外的新剧 ， 于是我知道托尔斯泰死在了小车站。早就忘记的文章和提到的舞台剧的名字，但阅读中的激动和印象，是我精神生活的胎记。正午的夏日里黑云压压，后来一片玄黄， 再后来大大的冰雹落下来， 敲打着为读闲书逃课躲在桐树下我；电视里泛滥着河殇， 到了北京的才子们回来串联，农学院的学生聚到了市府前。 当然，还有霹雳舞柔肢舞， 流行歌曲唱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也读到火车里的汤因比，读到视觉和思维，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黑格尔的小逻辑。我也决定要考上大学， 找寻自己精神的乐国——书里的世界很无奈。
一世纪前法国文坛沉寂的时候，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清新的春风”吹到了欧洲， 平静如镜的湖面起动了波澜。 小说家和评论家是以不同的姿态对待这股旷野之风的。福楼本，莫泊桑们正讲求者文笔和结构，不同方式地说着小姐太太们的爱情。一个世纪后，西伯利亚正在解冻，新思维和被禁作品在我国也流行起来。然而， 我还是在那许许多多的作品里看到了托尔斯泰。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多次提到持志修行流浪的人，他们毫不担心衣食，重视精神的解脱。 最后，作者本人也逃离了自以为罪恶的一切，放弃了舒适的生活，离家出走，死在小车站。托尔斯泰的晚年有了大批的追随者，他们从世界各地赶到寒冷俄国的庄园外，把这里看成了朝圣者的耶路撒冷和麦加， 或者在激情中写信以求得片言只语。这许多的崇拜者中就有一个赤足引导印度人取得自由的甘地。电影里的甘地， 是一个自发的行动者， 他的精神动力是自发的，他的不抵抗运动是自发的， 然而这一切都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在俄国， 托尔斯泰有很多信徒，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大革命前的托尔斯泰主义是很有影响的。在我国，也有信徒，印象中巴金先生就受过影响。《日瓦戈医生》提到过的对尤拉思想影响很大的尼古拉舅舅就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 而在实际生活中， 帕氏童年曾随为晚年托翁作画的父亲见过老人。在《人与事》，《安全通行证》等自传体的文字 ，作者还提到了里尔克， 然而那是诗歌上影响，至于精神和思想，他是恪守着传统的。以前我提到《战争与和平》的娜塔莎与《日瓦戈医生》里的拉莎莉的形象和寓意上的相似和重迭。纯朴，自然， 坚韧，耐劳的女性和母性的统一恰可以代表俄罗斯民族的传统精神。拉莎莉有其生活原型， 然而作者赋予她的也可以说是在不同的时代娜塔莎形象地再现。
舞台剧要将角色典型化和视觉化，不免要牺牲细节和场景的努力，这些或者在电影中可以得到弥补， 文字的一切在形象化时当然也要经过选择，但细节的刻画和镜头调度，对人物心理和生活场景的表现会有较多的自由，也更为有感染力， 毕竟直观视觉是有效的认识基础。 然而还是要在导演的脚本，场景，形象，情节等的处理和安排上，在演员的行为语言和表情上，付出很大的努力后才会公正和平实地再现甚至升华原来的文学作品。对不同的作品也会有不同的取舍安排，譬如小说和戏剧，而小说和戏剧又各有千秋，如莎剧和玩偶之家。常常地在看到艺术作时想到托尔斯泰，想到他思想的重负精神的挣扎，想到小车站。看《天国车站》想到了玛丝洛娃和小车站，看《日瓦戈医生》想到了列文，安德烈公爵和小车站，看《圣雄甘地》想到了朝圣者，西伯利亚的雪路和小车站。
托尔斯泰的改良主张可以不管， 他的精神实质， 他的 “道” 和 “志”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他的人道主义，他的宗教般的终极关怀，他的自我反省和不妥协，他的平等, 和平与完美主义。
然而无论如何，小车站都是悲剧。它是尘世之路的终结，却不是天国之路的开始。它是现实生活的绝望，却不是精神生活的归宿。但它可以感动人，横搁在人生无数的纤小不足一道的细节中，是黑暗中的一丝光芒，迷惘中的一点希望，沉沦中的一波反抗，和忧伤后又一番的忧伤； 是青黑色的胎记， 打在我的额头上。
附记：
此文作于2001年12月， 不知不觉中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去年在一个小影院看到The Last Station， 周围坐着的都是上了年纪的。看外貌，听口音，估计多数还是俄国人。看后我对年轻的美国朋友抱怨电影对托尔斯泰了解的肤浅和对其时代和理念的漠视。估计，这个剧本大概就是欧洲舞台剧的翻版。我对之是十分失望的。可以一慰的是演员都很出色。扮托翁是著名的《音乐之声》的男主角。
当时我就想找到自己所写的闲文， 幸而能找到。回头读来，不觉好笑自己。 存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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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The Last Station
Movie: The Last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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