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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李斯 on May 4, 2021 16:03:12 GMT -5
1973年,丁爱笛参加第二届陕西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时留影 作者简介:丁爱笛,1947年5月出生于重庆,祖籍山东日照。清华附中老三届,陕北延川插队十年,做过四年生产队长,四年大队书记兼公社副书记。1978年考入上海工业大学机械系。1982年毕业后到天津第四机床厂,做过技术员,铸工车间主任,技术科长。国家科委人才交流中心办公室主任2年,北京城建开发公司总工助理2年。1988年下海,海口中海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开发建设三亚创业大厦。2000年组织天伦度假发展有限公司,任总经理、董事长,致力于中国度假产业开发。插队期间娶了队里羊倌的女儿,育有一女。 认识郝树才,成了好朋友1973年底,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陕西省第二届贫下中农代表会,北京知青就我一个,在那时是莫大的荣誉。在会上我认识了陕西省很多劳模英雄,像张秋香、李双印、郝树才等。尤其是老英雄郝树才,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俩成了忘年交的好朋友。跟老郝相识,也颇有戏剧性。 省贫代会大会的头一晚上,我因为有事去餐厅晚到了一会儿,整桌的饭都已被贫下中农代表们风卷残云般的扫荡没了,服务员就给我端来一整只香酥鸡和四个馒头。我那时的胃口大的出奇,三下五下就搞到肚里,还觉得没太饱。不想服务员又端上一只香酥鸡和四个馒头,说能吃就再吃一份。我就来劲了,把棉袄一脱光穿着小背心抓起鸡就啃。这时,一只有力的手掌紧紧握着我脖子后面被扁担压出来的那一大块死肉疙瘩,洪钟般的嗓门响了起来:“什么都不要说了,就凭这疙瘩肉,这后生吃了多少苦咱一看就明白,真是好样的。”我回头一看,这不是原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人称“气死牛”的郝树才吗。 在西安钟楼照相馆,我那笼着白头巾的英俊小照就排在郝老英雄照片的边上,我还琢磨到哪里去认识一下老英雄呢,没想到开会头一晚上就在餐厅见上了。老汉那年快70了,精神矍铄,握起手来你感到他那双厚厚的手掌孔武有力。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来来来,能吃就能干,这只鸡就是我让他们送来的,我在那边看着你估摸你吃了一只不敢下手第二只了,没想到后生真拔尖,准备甩开膀子干了,好样的。我这老汉就过来陪你再吃四个馍,拿馍来!” 这里的服务员都认得老英雄,马上去端了一盘馍,又上了一盘谓南肘子,一只香酥鸡。我们两个是一见如故,一边说着,一边吃着。把鸡吃完又用馍夹着肘子全干光。那顿饭我真吃撑着了,尤其让我吃惊的是服务员说老汉已经在那边桌上吃了六个馍了,又陪我吃了四个馍还有这麽多的肉。自打那开始我们两个就成了好朋友,凡向他请教的事情老汉绝不含糊,有些事情他还主动帮过我,这都是后话了。 后来我把吃馍的事情说给省长李瑞山听,他听完后哈哈大笑,说:“用咱们陕北话说,郝树才,那就是一个老二杆子;你丁牛,就是一个小二杆子。二杆子碰到二杆子,能不对事吗?” 郝树才活到82岁,1986年5月29号去世。有时间我回陕北,一定要给老汉上上坟,报报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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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李斯 on May 4, 2021 16:08:50 GMT -5
机械化,说起容易做到难
我当队长时,计划一大堆,最愁的是没人做,就这点人力怎么计划都不够。北京知青下来插队后又来了一些带队干部,北京市也划拨了一些农业机械。我们张家河地处清平沟最里面,陕北人叫做沟掌,有什么好事也轮不着我们,都被那些靠近县城靠近公社的队近水楼台先得了。每每队里的老百姓还老给我描述北京支援的手扶拖拉机干活如何顶大事,闹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就号召大家拼命干,无论如何也要挣回一台手扶拖拉机。
有钱了,马上派两个人去县城买拖拉机。全村人翘着脖子等了三天,等回垂头丧气灰头灰脑的两个人,没买到。看见手扶拖拉机了没有?说看见了,县农机公司院子里放着呢。为什么不卖呢?说没我们队的购买计划。还有这种事,我立刻拿着钱披着羊皮袄窜到县城,直奔县农机公司,果然院子里放着七八台手扶拖拉机。
卖机子的是一个小伙子,他斜着眼睛看着我说:“张家河家,买手扶没门,怎么又来了?”他说要计划指标,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我就问他:“谁管指标?”“王局长,”他大拇指向天上一伸:“王思德。不过你找他也没用。”“为什么呀,他是个老虎?”我说。“真是老虎倒好办了。”小伙子笑着说:“他是延川县有名的倔驴,怕你搬不动他。”我也是有名的“丁牛”,难道牛还怕驴不成,我就直奔王局长的办公室。
王局长果然名不虚传,我刚说明来意他就把我轰出了办公室。我就一屁股坐在他的办公室外面,告诉他晚上跟着到他家吃住,总之不卖我一台拖拉机就不算完。下班后我果然跟到他家,王局长的老婆倒是和蔼可亲,一听我说明来意马上站在我一边,说:“死老头子,院子里放着拖拉机等着放坏了卖废铁不成,赶紧卖给后生一台。”我坐在他们家外面,她还给我端了一碗饸饹让我吃。我裹着老羊皮袄生生在王局长家窑洞外面靠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王局长推门一看我还在外面就说:“我不是说过了吗,你就把我家门口坐出个坑来,我也不卖你。”我就又跟着他去了办公室,一坐又是一天。下班的时候机会来了,一个自称是商业局长的上门和王局长叫板下象棋来了,看来他们是老搭档,经常在一起下。棋局就摆在王局长办公室外面的院子里,我就在旁边仔细观战。王局长绝对是个好下棋的臭棋篓子,估计从来没赢过那个商业局长。我看出一招棋,赶紧给他出招,王局长看了我一眼:“你还懂棋?”按我出的招把马摆过去后呈现出一副抽车将的局面,对面的商业局长马上认输。
这下王局长高兴了,哈哈大笑,问我说:“唉,你干什么来的?”“局长,我不是找你买手扶拖拉机的吗,你咋忘了?”“好好好,这就拉一辆。”王局长这句话使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局长,要拉也得你批个字呀。”王局长一点不含糊,批了个:卖张家河手扶一台,3600元。我拿着条子还犹豫了一下,农机公司柜台上明明写着3800元一台,怎麽写成3600元了呢?到了农机公司,那个小伙子倒挺痛快:“局长说3600元,写在这里,谁敢要3800元。”
我得意洋洋地把手扶拖拉机开回了村,从那开始,我们一台又一台,队队都有了手扶拖拉机,后来就是各种农业机械。大队也置了推土机、发电机、电影放映机等,可以骄傲的说,我们队里置办的每一台机械,都是我们用双手挣出来的。到我离开张家河去读书时,整个大队累积的农业机械价值约有六七十万,还有几十眼窑洞,满山的苹果树,集体资产估值快有二百多万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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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李斯 on May 4, 2021 16:15:34 GMT -5
做了陕北人的女婿
1974年5月,来回折腾了无数次,我才入了党,成了张家河大队书记兼关庄公社副书记。工作紧张,生活完全没有规律,我闹出了胃病,动不动就胃痛的头冒虚汗。我常背一小军用背包,里面放着针管和阿托品,一闹胃痛就自己在足三里那里打一针阿托品。当时北京知青招工的招工,推荐上学的上学,基本老知青都走光了,我早就是远近闻名的铁杆扎根派,生活问题却成了大问题。村里的老人,尤其是老大娘们就操心给我说媳妇,明的暗的闹了好几回我都没有动心。 人说爱情这回事,要碰得时间长了才有可能擦出火花来,这话一点不假。大队党支部经常开会,除了我就是年轻的妇女主任张海娥不抽烟,其他人都是一人卷一根老炮筒在抽,开上个把小时会就把我们不抽烟的薰出窑洞门透透气去。到外面看看月亮聊聊天,慢慢的时间长了就聊到玉米地里去了。我比她年龄大了十岁,我向她求婚,她答应了,不过说还要征得她父母同意。 我就大着胆子去找未来的老丈人。我和她父亲还是有点缘分的。1970年秋,当时刮起割资本主义尾巴风,公社派来工作队说要严查私自扩大自留地的行为。本来工作队咋呼一下,运动就过去了。张海娥的父亲张玉前是个梗直爱说实话的人,居然站起来说大队高书记自留地比以前扩大了很多。这下惹了麻烦,工作队在高书记带领下把老张的自留地一量,说扩大了一倍,罚了六斗粮。还是我不服气带着知青们又把老张的地丈量了一下,发现他的地是三角形,面积应该是底乘高除二,工作队故意整人没除二,当然多算了一倍。我就带人去把老张的六斗粮拉回来送他家。 这件事当时闹得惊天动地,大队高书记恨得我牙根痒痒。你能说我和老张缘分不大吗?我找到老张,小心地说明来意,特别强调了我大十岁这个概念。没想到老张倒是很痛快,他说年龄不是大问题,他就比海娥妈大十岁还多。不过他说家里是海娥妈拿事,还要证得她妈的同意。 老头这麽一说倒给我壮了许多胆,就去找到海娥妈。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她就直截了当:“现在婚姻自由了,那就是法,我要是拦住说不行,那是违法;但你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坚决不同意。”“为什么?”我问。“你数数看就咱这张家河孤儿寡母有多少?十三个,都是老红军留下的。外面去当了大官了,进城就甩了,可怜吧。老百姓不图别的,就图一辈子安安稳稳过。” 也是,那些老红军撂下的孤儿寡母在当时陕北农村是常见的事。我们村里出去最小的一个是甘肃省一个厅的厅长,他留下的孤老太太后来找了个老头,留下的儿子我们在时也有三十多岁了。我和海娥妈论了很长时间理,老太太一看我态度挺坚决,最后就说:“你先不要一定让我说个什么,我说个地方你先去转转,回来再找我。”我一看有门马上答应了。 我是趁着“省农村政策领导小组”到基层调查的机会去的,那个村就在我们邻县,到那里我就知道为什么非要我来了。原来这个村是当时陕西省一个有名的领导的老家,他的前妻和儿子至今还在庄里“受苦”着呢。 我在这老太太家住了有十天,天天劈柴挑水不含糊。刚开始时老太太沉默寡语不太爱和我说话,架不住我话多,用陕北话说得那些事常把老太太逗笑,一来二去老太太话匣子也打开了,看得出来老太太年轻时绝对是一个性格活泼爱说爱笑的人。 临走的头一天晚上,老太太以一种极其平稳的口气和我聊起了往事,我想象她那么聪明的人一定洞悉了我,完全知道我真正的来意。她和那个领导从小是青梅竹马,后来闹革命了男当红军女宣传,大生产支前线她从来没有落在人后,还独自抚养着两人的儿子。每当听到自己男人在队伍里负伤了或生病了,哪怕把家里的牛卖了攒两个光洋也要碾转托人送过去。没想到解放了男人没有回来,在城里又找了一个有文化的大学生。她男人一定是觉得愧疚,刚开始的那些年每个月还会给她寄些生活费来,但这个刚强的女人每次都原封不动的又寄了回去。“这个革命对他说是成功了,可是对我说还没有,我活着走好自己的路。”老太太的这句话让我听得眼泪都掉了下来。 她还跟我说起他的儿子,文化革命后儿子的爹调到陕西工作时,和儿子从小长大的伙伴们凑了一些钱让他去省里找他爹,虽然没见上,但有关部门还是为他在延安城里安排了一个工作,儿子回来告诉她,说在延安城里有了工作从此可以养她。她就跟儿子说:“要么你就跟你爹去,我没这个儿子,我不用你养;要么就跟妈在这里当个老百姓,做个受苦人。”儿子一听就跪下了:“妈,我跟你,我是妈养大的,我有良心。爹连我面见都不见,他不会认我这个儿子,那不是爹。” 我回到张家河,见到海娥妈妈,我跟她说:“你让我办的事我办了。”她问:“那你还想娶海娥作婆姨吗?”“当然。”我一点没含糊的回答。老太太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转过身去用袖子抹了抹眼睛。 我结婚的那天非常热闹,北京知青来了三十多个,海娥的女友来了十几个,还有公社书记白光明等干部不少人都到了。可我老丈人丈母娘没来,老丈母娘倒是按陕北规矩送了七只老母鸡,小姨子过来陪了我们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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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李斯 on May 4, 2021 16:21:48 GMT -5
自荐当生产队长
1969年1月,我离开北京到陕北延川插队。当时热血沸腾,大有上战场,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劲头。从那时起到我1978年2月离开陕北去上海读大学,按阳历算九年多一点,按阴历说就是十年了。四十多年过去了,在陕北十年,有很多事情是永远不会被岁月抹去的。
我们被分配关庄公社张家河大队第二生产队。放下行李,吃完村里款待我们的酸菜饸饹,我就去找了队长,他叫张文贵。“队长,我们明天干什么活?”我问得他愣住了:“歇两天,快过年了,不忙。再说现在只有担粪一种活,怕你们城里来的娃做不成。”“谁说我们不行,我们有的是劲。”我生生把队长的话堵在那里。队长拗不过我们,记得到队里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我们就上手干活了,果然是担粪。土羊粪死沉死沉的,第一挑粪我还找秤称了一下差不多120多斤。六七里的山路,仗着我在学校里练中长跑的底子,把农民追得呼呲带喘,第一天我和陈小悦就被评为十分,成了队里的壮劳力。
我们在这里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一天都没拉。一年下来挣了三千多工分,是队里挣工分最多的。到年底分红的那天我才分了六块五毛钱,我一向心直口快,马上追问队长是否发错了,队长说没有,小悦告诉我一个工分只值人民币二分七厘。扣除口粮,只有这几块钱了。我一听就急了,问队长他干了几年队长了,他说从合作化开始他就是队长,有十四五年了。我就说你把队长让给我,我来当一年,如果到年终一个工分还是二分七厘,不用赶我就下台。我这一煽动居然获得绝大多数社员的同意,于是分红那天我就当上了生产队长。当时我和队里几个长老级的社员一商量,马上任命陈小悦当会计。当晚我们谋划了多半夜,对生产队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安排。
当上了队长,兴奋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鸡刚叫我就爬起,把牛赶到井上喝水戴笼头。鸡叫三巡,天还没亮就敲钟把社员轰到场里安排活。把社员都打发走了以后,我发现黑影里场上还蹲着两个人在抽烟,我一看是队里最壮的两个汉子,一个叫王道,一个叫牛娃。“唉,叫你俩个去担粪,咋不去?”我问。
王道把卷烟屁股一丢说:“昨晚上选你当队长我俩没举手。”我一看有人想闹事就急了:“你俩没举手老子也当上队长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少数服从多数?”无论我怎么好说歹说,这俩就是不动。我明白了,文的不行这摆开的架势就得来武的。
天也亮了,我挨家挨户把六十岁以上能找来的老人无论男女都叫到场上,说:“昨晚大家选我当队长,这天知地知。他俩不想让我当,我偏要当。现在只有一个法子,谁打赢了谁当,请老人们来做个证明,我们立个生死文书,打死了算。”在老人们的劝说下牛娃先草鸡了,说:“这事还要立生死文书?不打不打了。”
王道是个五大三粗一身黑肉的西北汉子,站起来嚷嚷着说:“北京学生读了几天书,还闹什么花唿哨,文书我不懂,打架我就先来了。”拿了个架子,一个饿虎扑食就朝我压了过来。我侧身向右一闪,趁机飞起右脚踹在他的左侧肋骨上,把他踹了个跟头。
王道从地上爬起来连声嚷着说不算,说他没准备好。我一看他光有劲没反应心中有底了,就说行。王道这次摆足了架子扑上来,我往左一躲,顺手带了一把他的右手,脚下使了个拌,一下就把王道摔了个大马趴。众人一通数落,两人觉得很没面子只好怏怏地挑粪去了。
中午在送粪的谷子地里,说起大早上的事情众人都把王道当笑料,不想一下把王道的倔驴脾气挑起来了,他站起身摆开一幅要和我决斗的架子。这一次王道双手死死的抓住我的肩膀,我真正感觉到他的力量,僵持之中我闪出个机会来了个过背摔,谷子地里到处都是尖尖的谷茬,王道的屁股被一根锋利的谷茬扎进有三、四公分深,一时鲜血淋漓。到底是西北汉子,地上抓了一把黄土按上,从此服了。我当队长四年当书记四年再也没有跟我闹过逆茬,从来都是我的积极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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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李斯 on May 4, 2021 16:44:07 GMT -5
微信公众号里看到一篇不错的回忆文章。说不错当然“瑕瑜互见”。文章里面某些细节有个性,也免不了有事后“妙笔生花”的地方。我把文章前后的顺序调整了一下,分成几个小节。之所以我看完了,还花时间搬过来,是因为其中有让我动心的地方。一个就是那吃鸡的场景。我现在有时买个烤鸡回家、就绿叶沙拉当饭吃,但是一顿只能吃一个腿。有一次肚子比较饿,一口气把两只腿都吃了,结果觉得胃里不舒服。“怎么啦”,我问自己?我过去一顿吃过一个鸡的呀,怎么现在连两只腿都消化不了吗?答案是很明显的。年轻加上干体力活时,半个猪也吃得下啊。现在老了,动得又少,胃口自然减退。年轻时不觉得,老了回过头去才感到那些流逝掉的东西才珍贵。 全文链接在这里,各位有兴趣自己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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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溪山 on May 5, 2021 0:45:34 GMT -5
多谢丞相分享!
写得真不错! 很多令人感动的人和事。催要妈的一家真善良,申易那样的县官太难得了。
现在的鸡肉还有啥味道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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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May 5, 2021 20:49:06 GMT -5
真厉害,硬是靠磨,从农机局局长那里弄来一台手扶拖拉机。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年代,一个县级局长的权力也是够大的。那时行贿受贿还没有兴盛,估计78年实行“改开”后,“王局长”家的窑洞门口肯定不断有人,不是硬坐在那里,而是从门缝底下朝里面塞“信封”了。 好文,谢李丞相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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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边 草 on May 5, 2021 20:59:24 GMT -5
京沪铁路线上安徽段有一个叫符离集的地方,出烧鸡。火车一停,站台上买烧鸡的就从窗口朝里面递,24小时都有人做那个生意。那时农村的鸡都是散养,不大,烧熟后大概就二斤左右,忘了多少钱一个了。反正一口气就吃完了。那个鲜味真让人回味。也许因为大家那时肚子里都缺油、少蛋白质之类充填,哪里像现在美国超市里,烤鸡往往在四、五斤上下,既大,也没有鸡的鲜味,难怪丞相一顿只能啃一条大腿了! 符离集烧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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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溪山 on May 5, 2021 23:41:18 GMT -5
"那时农村的鸡都是散养" -- 现在呢? 如果城乡差别小,住乡下倒不错,能吃到蔬果的真正原味。 10 Dirty Secrets From Your Supermarket Produce Departments3. The average supermarket apple is over a year old No matter where they are in the stack, you shouldn't count on apples being fresh from the orchard. The fruits ripen during a very short period in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August and September), so keeping them in stores the rest of the year requires that the apples be treated with chemicals and kept in cold storage. In a warehouse setting, they often sit at least 9 to 12 month, and one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on average, apples are 14 months old. 7.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in season" The same produce director also mentioned that stores aim to buy from producers that can supply year-round, so when it comes to chain stores, "in-season" items aren't really stocked anymore. They won't purchase locally grown produce that's only available for a few months out of the year, so chances are that even during peak stone-fruit season, your peaches, plums and nectarines are still coming from South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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